父亲只带了简单的行李回来的，有的东西放在了香港没有处理，他那八大箱子的书也留在了香港。有文章说他回沪是为了向组织交代在港时从事抗日文 化工作情况的，我以为不是，因为香港有地下党，并且他的问题夏衍早就出面解决了，并也于1946年2月写出了自辩书。我想他是来想接我和奶奶的。他是一个有责任心的人，不把自己的担子推给别人。奶奶被自行车撞了以后无法独住了，而在姑妈家又生活得十分艰难。而我已被送到一间有寄宿的学校读二年级，周日只剩我一个人在空荡荡的校舍中游走。生母对朋友讲：戴望舒再不来接女儿，我要送给人家了。我不知母给父的信中有没有说这话，但从父亲留下的相册中，可以看到此时的我，脸上再没有了自信和骄傲，只有一丝的忧郁，感情细腻敏感的父亲不会没有看到我的变化，他怎么能舍下女儿不管呢？他回来了。

戴望舒与杨静及女儿戴咏絮

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但却不长久

建立一个家是不容易的，尤其是新到一个地方，没有大把的钱，是太难了。我们一家六口先暂住姑妈家，后来搬到孙大雨的祖宅。它在方滨中路，门开出去对面就是城隍庙，那时城隍庙人很少，不热闹。我们住在他家天井旁的侧屋里，这种房子和后来建的石库门房子结构不同，前面的二间侧屋又狭小又长，地上是青砖的，那样的环境我们竟然也住下了，奶奶在那狭小的屋子里开起了货仓，杨阿姨也没有什么怨言。我们三个自然是跳跳蹦蹦地到偌大的城隍庙去玩。

父亲为人忠厚，待人诚恳，还特别热衷帮助别人。父亲有许多好朋友，在他困难的时候，朋友们总愿伸手相助。不久周熙良介绍他到新陆师范教书，那里提供非常好的住宿条件，每个教授有一套卫生设备齐全的二层独立带小花园的房子。那时的房子是很贵的，文人只能住在阁楼上，这么好的房子自然吸引了许多教授前往。

房子是日本人留下的， 抗日战争胜利，他们遗下它走了。房子较新，干净。内部是日式的，浴缸是木质的，地上铺的是塌塌米，除了大门和 客厅外，其他的门是纸拉门，二楼有壁柜。我们搬进去时什么也没有带，因为什么也没有，除了沙发茶几，写字台在一楼外，还有一个似五斗柜的柜子在二楼，我们夏天就在这环境中生活。不过父亲的兴致很高，白天在楼下看书，接待朋友，没事就到隔壁的孙大雨家中聊天，到对门的周熙良家中聊天，还常和朋友在小区前的空地上打网球，领着包括奶奶在内的一家六口在后面的空地上种东西，杨阿姨打着赤脚也跟着一起干，我们三个在地里窜来窜去地捣乱。父亲不是农民，却喜欢种地。1938年在香港簿夫林道住时，他也在屋上面的空地上耕耘，是什么吸引了他？是恬静的田园生活？

天气渐渐凉了，父亲买回了几张床，我和奶奶住在一楼客厅的后面一间，父亲他们住在二楼。这时他的宝贝，八箱书也从香港运来了。他把一箱箱的书打开，上上下下地翻着，满脸满足的微笑，他买来了许多书柜，把客厅的一面墙全占去了，书柜里放满了线装书，四部丛刊就放在那里。有书，有朋友，有安定的生活，这是我父亲最最向往的，我常常会听到他用英文唱“老黑奴”，还有法文歌。

1949年离港前戴望舒与夫人杨静及子女合影

军统特务找上我家

胜利之后的日子并不是大家所盼的太平日子。国民政府专制腐败，民不聊生。学生走上街头，父亲也参加到了学生运动中，在他留在上海的最后日子里常有学生到家里来，他还帮学生排朗诵节目。不久父亲消失了，听大人讲他住到了施伯伯家，再后来说他去了香港。几个月后，杨阿姨和两个小妹也走了，剩下我和奶奶和书。热热闹闹的一个家就这样人去楼空了。有一天家里来了两个穿深色制服的男人，问奶奶：戴望舒哪里去了。后来我听说他们是国民党的军统特务。上海的房子紧张，我们家大人又都走了，剩下一老一小，于是不断有人来催我们搬走，后来有人硬是搬进来与我们共住。1948年秋一对夫妇到家把我带上轮船到了香港，我祖母又只好到姑妈家。到达香港后是父亲和杨阿姨来接我的，从旅馆出来，领我到一个小饭馆吃了一顿便餐，便送我到杨阿姨母亲的家里，两个妹妹已经在那里了，父亲没有住那里。这时我才知道，这次回香港他没有能建立起自己的家，没有住处，但他还是把我接到了身边。

父亲不仅爱书他还十二分地爱自己的妻子和女儿，他总是千方百计为我们安排他所能给予的舒适生活，但这次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就是这样他还是急着张罗我上学的事，为我选了一个好学校，好学校程度当然高，加上香港的英文和文言文本来就深，我的入学考试成绩便可想而知了，但我还是上了那个学校。他又携我们一家五口，手上抱着小妹，到山上联系妹妹上托儿所的事，父亲有病，人又胖，一路的山路走起来是相当吃力的，不过他一声不响。父亲一向注重我们的学业，在上海时他虽每天在楼上看书，但我整天贪玩的事他全知道，吃饭的时候说我，有一次居然把门锁了不让我回家，这哪里就难倒了我，我从窗户爬进了家。父亲虽生气，但在暑假里还是给我交了补课的学费让我去补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