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家欣细品之下，只觉字字句句都充塞着民族的悲愤与爱国的热情，与梁启超游马关所作“明知此是伤心地，亦到维舟首重回。十七年中多少事，春帆楼下晚涛哀”诗句，堪称异曲同工之双璧。

面对眼前这位同样“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文化人，郁达夫不顾劳累，还滔滔不绝地谈了他对台湾的观感：

“台湾青年苦得很，读的不是汉文，而是日文。有三个以上的学生站在路旁谈话时，就有日本警察过来干涉。但是台湾青年经常想念他们还未见面的‘妈妈’———中国。日本统治台湾快40年了，但台湾人民不甘屈服，大小暴动多达百余次……”

赵家欣对这位蜚声文坛的前辈作家仰慕已久，在记录郁达夫的谈话时，不时发表自己的感慨：“先生说得很深刻，民国以后的20余年中，日本对中国的关系，没有一年不施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

郁达夫莅厦的消息见报后，慕名者纷纷到旅社探访和求索书幅。郁达夫在和新朋旧友谈话，以及应邀在厦门所作演讲中，不忘向国人发出企盼祖国强盛、台湾早日回归的肺腑之言。他还联系台湾现状，激愤地呼吁：

“亡国奴是做不得的啊!只有战斗才能制止敌人的侵略!”

郁达夫对军国主义泛滥的日本有着切肤之痛，缘于他留日生涯中的所见所闻。1913年9月下旬，他跟随兄嫂踏上了东渡扶桑的行程，直到1922年接到郭沫若等人一再促请他回国主持创造社工作的信件后，才结束了在东瀛长达10年的留学生涯。“日本呀日本。我去了。我死也不再回到你这里来了!但是我受了故国社会的压迫，不得不-的时候，最后浮上我脑海的，怕就是你这岛国呢!”这就是作为弱国子民的郁达夫在离日之际的复杂感受。

对日本殖民统治下的台湾，郁达夫也是了解的，在他的锦绣文字中不时流露出悲悯和怨愤之情。早在1930年写就的短篇小说《十三夜》中，他就刻画了一个祖籍福建的台湾青年画家陈君的肖像。陈君怀着苦闷的心情从台湾到东京、从东京到中国大陆寻梦，但他的梦想注定是无影无踪，在8月13日夜整个希望都破灭后，不久即在明媚的西湖边上病故。“我”和他生前的知友筹款为他在西湖营葬，“因为他是被日本帝国主义压迫致死的牺牲者，丧葬行列弄得盛大一点，到西湖的日本领事馆门前去行一行过，也可以算作我们的示威运动”。

郁达夫对日本、对台湾的复杂情怀，就寄寓在这些文字里！

1936年2月初，郁达夫接受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的邀请来闽工作后，公私宴游酬酢频繁，却仍以国难为念。3月1日，他在参加福州文化界、新闻界的宴请时，即席作就五言绝句《赠福州报界同人》：“大醉三千日，微吟又十年。只愁亡国后，营墓更无田。”为福州出版的《谈风》第二期写《赠福州报界》一诗：“一将功成万马喑，是谁纵敌将南侵?诸君珍重春秋笔，记取遗民井底心。”激励大家在大敌当前，务须保持高尚的民族气节。5月，郁达夫游览于山戚公祠，挥笔题壁：“举世尽闻不抵抗，输他少保姓名扬。四百年来陵谷变，而今麦饼尚称光。”在为上海《论语》半月刊所作《战争与和平》一文中，他历数日本帝国主义自1915年出台“二十一条”后，“总没有一年不再施行其侵略虐杀的政策”，提出主和是没有出路的，只有战斗才能制止敌人的侵略。这些洋溢着爱国主义精神的诗文，增添了福建的抗战气氛。

这年10月，革命文豪鲁迅逝世，作为挚友的郁达夫赶赴上海，途中写了“鲁迅虽死，精神与我中华民族永在”的题词。为鲁迅扶柩送葬后，郁达夫肩负赴日本劝说郭沫若回国共赴国难的使命（蒋介石通过陈仪相请）东渡扶桑。归国途中专门访问了台湾。

郁达夫在厦门之日，正处于1936年和1937年的岁尾年头。日本、台湾之行的所见所闻更增添了他的忧国之情，坚定了他抗日救国的决心。熟知军事地理和-历史的郁达夫，凭着所掌握的第一手资料和正义的洞察力，在厦门写就《可忧虑的一九三七年》一文，扼要地分析了形势，相告国人日军正在磨刀霍霍，中国已濒临危险关头，并为此大声疾呼：

“民族的中兴，国家的再造，就要看我们这一年内的努力如何！”

“亲爱的众同胞，现在绝不是酣歌宴舞的时候！”

在此前此后的许多文章中，郁达夫还如是抒发爱国衷肠：“祖国啊祖国……你快富起来，强起来吧!”“在日本，我早就觉悟到了今后中国的命运，与夫四万万五千万同胞不得不受的炼狱的历程。”

这是一个爱国作家，也是身为国民政府一省参议对国事的“参议”。

1937年的七七卢沟桥事变，证明了郁达夫预见的准确性。

吹响抗战号角，创办“文救会”

郁达夫从日本回来后，积极投身抗日救亡运动。他一心要把福建省政府公报室(曾改称编译室）工作搞好，以适应抗日形势的需要。他在福州参加各种座谈会和演讲，并在报刊上发表文章，热情地为团结抗日而呼唤。这些，对福建文化界后来开展大规模的抗日救亡活动，在舆论上起了“号吹在前”的作用。

卢沟桥事变特别是金门沦陷之后，在中国-党领导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感召下，福建各地的抗日救亡运动蓬勃高涨。

革命文化，是推动抗日救亡运动的舆论工具和强劲号角，是中国-党的一条重要战线。郁达夫利用担任福建省政府参议的身份，在这条战线上展现了自己的决心和斗志，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一代文豪郭沫若当年因谴责蒋介石之独裁而遭通缉、避难东京。郁达夫在1936年岁暮访日时，再三催促郭沫若及早回国，共同为抗战出力。卢沟桥事变爆发后，郭沫若冒险回国。郁达夫接到郭沫若电告后，7月中旬专门从福州赶到上海码头相迎。两位文坛巨匠为抗战事业而奔走，郭沫若暂留沪上，郁达夫又回到福建。归途中，恰逢“八·一三”战事发生，郁达夫目睹了日本发动侵略给中国人民带来的深重灾难，更加激起了心头仇恨。

“于山岭上戚公祠，浩气仍然溢两仪。但使南疆猛将在，不教倭寇渡江涯。”“闽中风雅赖扶持，气节应为弱者师。万一国亡家破后，对花洒泪岂成诗?”诗言志，郁达夫这些在福建写就的诗句，连同他填写的、镌刻在福州于山戚公祠畔石壁上的《满江红》一词，都让人感受到他那“永保金瓯无缺”的爱国热忱，并油然而生奋起荡除入侵之敌的浩然正气。

1937年10月17日，在中共福建地方组织的影响下，郁达夫领导组织了福州文化界救亡协会成立大会，并提前纪念鲁迅逝世一周年。

“文化界要号吹在前，我们的广大群众，尤其是劳农的大众，都在那里等我们去启发，去组织。”郁达夫长袍马褂，慷慨激昂地演说，“福建地处海滨，就自然位置而言，所居地位就在国防第一线上。惟其如此，所以感受帝国主义的压迫比别省强，而世界的潮流侵染，所得的反响，也当然比别省来得更切实，更紧张。福州的文坛要振兴，很大的原因是要把握-动向，驱除惰性，勇猛前进!”

在与会者热烈的掌声中，郁达夫报告了开会的双重意义，声情并茂地呼吁：“我们纪念鲁迅先生的最好办法，莫过于赓续先生的遗志，拼命地去和帝国主义侵略者及黑暗势力奋斗!”

会上，郁达夫以最多票当选为“文救会”理事长。进步作家董秋芳，“左翼”作家杨骚，以及地下党员卢茅居、陈兴英等人均有担职。此时，-党组织在福州虽然不能公开活动，但“文救会”领导核心进步力量较强，地下党员可以通过统一战线来做工作，发挥作用。

提倡“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邀请-党员楼适夷来榕

“文救会”成立后，立即展开紧张的工作。组织上，对会员进行登记，并举办“深入民间之干部训练班”；宣传上，开展系统讲演和通俗讲演，系统讲演每周一次，总题为“抗战的回顾与展望”。同时通过广播电台和编辑会刊小册子等进行宣传。郁达夫还发起了“十万封信慰劳抗敌将士运动”，他和董秋芳带头写稿、写信。

11月15日，“文救会”创办《救亡文艺》，由郁达夫、杨骚任主编。发刊词开宗明义：“目前的文艺，应该是为救亡而文艺，为抗战而文艺，为国防而文艺。”

得悉左翼作家、-党员楼适夷刚从国民党浙江监狱释放出来，郁达夫喜出望外，特地去信相邀来榕，担任“文救会”编委和《救亡文艺》编辑。

《福建民报》编务黑尼好心地提醒郁达夫：“先生先后邀请了董秋芳、杨骚来编译室工作，许钦文也是先生邀请来福州任教的。他们都是进步作家，据说当局对此已有微词。楼适夷明明白白是-党的人啊，先生切切谨慎为好。”

黑尼劝说之余，还讲起了国民党当年不同意暨南大学聘请鲁迅担任文学院教授，以及丁玲被捕出狱后限定住南京、且不能写作等迫害进步作家的事。

郁达夫愤愤然说：“一个作家，文章不能写，书不能教，还有什么自由?有之，恐怕只是吟风咏月，他们要叫作家都变成哑巴，妇女都回到厨房，把中国变成希特勒的德国!”郁达夫不避嫌疑，坚请-党员楼适夷来榕共事。

楼适夷由浙入闽，大大增强了《救亡文艺》的战斗力量，以其坚定的立场、活泼的形式，富有战斗力的风格，成为抗战初期福建文艺报刊中最有影响的刊物。

楼适夷得知日军在福建沦陷区滥杀居民、奸-掳掠无恶不作，沦陷区人民身陷水深火热，抑不住满腔悲愤，作《金门》一诗，声讨侵略者的罪恶：

福建省脱去一扇金门，

在那里展开阵阵血腥。

你凭着遥遥的南方倾听：

那不是被蹂躏的妇女的惨号?

那不是万万千千婴儿的哭声?

我们的仇敌已灭绝了人性……

全面抗战打响后，全国人民抗日救亡情绪日益高涨，而一些达官贵人和鲜廉寡耻之徒，在民族存亡危如累卵之际，却仍然迎春歌舞、问柳寻花，过着灯红酒绿、醉生梦死的生活。楼适夷在福州就见到了此番情景，他怒不可遏，挥笔写就《福州有福》一文：

金门是刚刚在这几天失陷，但福州市廛不惊，南大街熙熙攘攘拥拥挤挤着行人，三角皮带的军官，佩证章的公务人员，带着窈窕的摩登女子，在路边静步，散出一阵阵香水味……

字里行间，表现了作者对这些失去灵魂的行尸走肉的极端蔑视和强烈谴责。在当时的情况下，楼适夷这些文字是不太好发表的，但郁达夫却给予了最坚定的支持。

郁达夫和“文救会”战友们白天上班，晚上常开会到深夜。没有活动经费，就大家捐款。郁达夫还经常主持宣传演讲会，三次前往福州电台作播音演讲。其中一次，他用日语播出《告日本国民》，呼吁日本人民和中国人民一起制止日本军阀的侵略暴行。

对国民党当局甚为失望，愤而辞去“文救会”理事长一职

在“文救会”的积极鼓动宣传下，福州抗日救亡运动有声有色。国民党当局对此却极为恐慌，加强特务统治，压制抗敌力量。国民党福建省党部和保安处公开造谣攻击“文救会”负责人“口头救亡，心存阴谋”等等。对这些不实之词，郁达夫和战友们在《救亡文艺》上以显著位置发表《我们的态度》，予以回击。

福建“蓝衣社”(军统)特务头子张超亲自出马，到光禄坊11号郁达夫住处向他发出警告：“你们那个文救会有共党分子。郁先生是省府官员，还是辞去文救会的职务为好，以免被异党利用。”

郁达夫大义凛然地加以驳斥：“你们对同是站在抗日战线上的文化人，为什么有这般那样的恶意?大敌当前，你们真忍作萁豆相煎的事么?”

见文的不行，就动用武的。一天，4名特务突然持枪闯到《救亡文艺》编辑部。

“哪个是楼适夷?”特务凶巴巴地问。

“楼先生去省政府公报室找郁主任了。”

那天楼适夷刚好不在，《救亡文艺》的其他编辑知道这些特务不敢公开到省政府公报室胡闹，为了尽快支走他们，故意这般推说。

特务们大闹一通后，留下话来：“你们这个《救亡文艺》非停办不可，文救会有异党分子活动，也得解散!”

没有抓到楼适夷，特务们却下毒手秘密逮捕并杀害了协和大学进步女教授李冠芳。一些进步同学也突然失踪。

郁达夫知道楼适夷是不能再在《救亡文艺》呆了。他自以为有省政府主席陈仪支持，还想挽留楼适夷到省政府公报室工作。

谁料，陈仪对郁达夫的请求颇为不悦：“先有董秋芳，后又来了个杨骚，现又要请一个共党分子来，你想把公报室搞成什么样子?”

郁达夫对楼适夷喟然长叹：“陈样(日本话，就是陈先生)在蒋的下面，搞得出什么名堂来?”

楼适夷劝慰一番后，相告：“郁兄，我已决定去武汉，你不必再作他想了。请多保重！”

楼适夷离榕远去，让郁达夫失落顿生，旋于12月3日愤然登报公开辞去“文救会”理事长之职，以示抗议。接着，董秋芳、杨骚、许钦文等五位常务理事也相继登报辞职。

大有作为的《救亡文艺》连同“文救会”就这样被当局压制解散了!

“文救会”虽然停止了活动，但郁达夫及其他主要成员，仍不改初衷，以个人身份，利用各种方式继续进行抗日救亡活动。1938年1月20日，郁达夫在致郭沫若的信中说：“因经他人之误解，我已辞去理事，但救亡工作，仍在普遍地进行……日夜工作极忙。”

母死家破，奋笔疾书：“无母何依?此仇必报!”

1937年12月，日军入侵郁达夫的故乡浙江富阳，年过七旬的郁母不愿做亡国奴，在逃难途中不幸遇难。闻此噩耗，郁达夫悲痛曷极。当日即在福州光禄坊11号寓所设灵，于母亲遗像旁，奋笔手书一副对子：“无母何依?此仇必报!”吊唁与慰问者目睹此像此联，咸增同仇敌忾之心。

1938年2月下旬，日军战机连续数日轰炸福州王庄机场，弹片横飞，乡民死伤多人，哀声一片。郁达夫闻讯，亲往察看，并愤而作《敌机的来袭》一文以祭。

国仇家恨双锤齐下，郁达夫抹去眼泪，化悲痛为力量，投入更广泛的全国性抗日洪流中。3月，他应郭沫若之邀，离开福建前往武汉，参加国民政府军委会-部的抗日宣传工作，担任设计委员。他对抗战十分积极，曾亲到台儿庄和其他前线劳军。

郁达夫拿着“匕首投枪”，以必胜的信念参加到抗战御侮的行列里来，他向抗日同胞指出：“抗战最大的目的，当然是在求我民族的自由解放，与国家的独立完整。”“我们这一次的抵抗侵略战争使国际间前进的诸人士，不得不承认我们中华民族，是反侵略的急先锋，是为主张世界的和平正义，不惜牺牲一切，来抨击法西斯蒂强盗的先觉者。”他如是向国人呐喊：“最后的胜利，当然是我们的，必成必胜的信念，我们绝不会动摇。”

为民族解放殉难

1938年9月，郁达夫接到陈仪的电报，要他重回福建共商抗日大计。他束身就道，在回闽途中于《毁家诗纪·十三》写道：“自愿驰驱随李广，何劳叮嘱戒罗敷。男儿只合沙场死，岂为凌烟阁上图?”但使他失望的是，福建当局消极抗战、苟且偷安的现象并未稍改。12月中旬，郁达夫接受福建籍著名侨领胡文虎所办《星洲日报》社邀请，憾然离开这个他曾经倾注热情的地方，前往新加坡主持该报文艺副刊。

对生活工作了近3年的福建，郁达夫颇具情意，曾写就许多有关闽人闽事的佳作。他爱福州的三坊七巷民居，也爱福州的小吃，在散文《饮食男女在福州》中，曾细数福州的小吃、福州人的性格。对福州瑰宝寿山石，郁达夫钟爱无比，在福州的办公室和居家的案头上，摆满了五颜六色、大大小小的寿山石。离榕远赴南洋之际，郁达夫仍抽空到省政府门前总督衙门后街上的图章铺里选购了30余枚寿山石。抵新加坡后，郁达夫不改对寿山石的痴心情结，并由此在报上写文章介绍新结识的“南洋印人”张斯仁：“抗战军兴，本于艺人有一技之长者，都应有报国之义，张先生在荷属各地曾刻印三千，全数助赈。现在，我到了新加坡，他也正在刻印助赈。”通过介绍爱国印人张斯仁，郁达夫把印章篆刻这本属个人的艺事，上升到了爱国御敌的神圣地位。

郁达夫从福建来南洋，曾自道此行目的：“在海外先筑起一个文化中继站来，好作将来建国急进时的一个后备队。”在新加坡，郁达夫以《星岛日报》为阵地，以笔为枪，写作并编发了大量抗日文艺作品，鼓舞、动员南洋全体华侨积极支持祖国的抗日救亡大业。《星岛日报》被誉为“特别响亮的宣传抗日的号角”。

诚如夏衍所说：“达夫是一个伟大的爱国者，爱国是他毕生的精神支柱。”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郁达夫慨然就任新加坡文化界战时工作团主席，兼战时工作干部训练班主任，悉心培养抗日干部。新加坡沦陷前夕，他和胡愈之等流亡印尼苏门答腊，化名赵廉，从事地下抗日工作，不幸事泄，于1945年9月17日被日本宪兵残酷杀害，终年49岁。郁达夫遇难的消息传出，挚友郭沫若悲痛万分，于次年3月撰文以纪，称：“英国的加莱尔说过‘英国宁肯失掉印度，不愿失掉莎士比亚’；我们今天失掉了郁达夫，我们应该要日本的全部法西斯头子偿命!”

1952年，中央人民政府追认郁达夫“为民族解放殉难的烈士”，并在他的家乡建亭纪念。新中国曾任新闻出版署署长等职的胡愈之曾如是评价郁达夫：在中国文学史上，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的名字；在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纪念碑上，也将永远铭刻着郁达夫烈士的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