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姑娘的梦》系梅娘所作，是新民印书馆推出的“创作童话”丛书第三种，１９４４年２月出版。周作人是为该套丛书作序的人。在沦陷时期的北京文坛，周作人是名人，求其作序者很多，碍于情面，他常常勉强应付。但为该套童话丛书作序，并不全是应酬，他与儿童文学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早在１９１４年，周作人就提出了“以儿童为本位”的教育主张（《绍兴教育会月刊》１９１４年第９号），这个主张到“五四”时期才被社会广泛接受，这说明了周作人儿童观的超前性以及在中国被认可的历史必然性。他也是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研究的开拓者。周作人以早期形成的儿童本位观为源头，在新文化运动的实践中加以体验升华，有意识地将儿童文学提升到学科建设的高度，从而确立了儿童文学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文化价值和理论体系（参见孙建江的《周作人对中国儿童文学的理论贡献》，《东北师大学报》１９９４年第３期）。在他的影响下，童话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研究中的“显学”。日本占领北京时期，周作人身处-旋涡的中心，鲜有论述儿童文学的文字，这篇序文若说是他怀旧情绪的流露，也未可知。其怀旧情绪的另一明证是，早在１９２２年底，周作人就在《汉字改革的我见》一文中指出，罗马字拼音是汉字改革的“理想的办法”，并认为改革应从“减省笔画”做起。这也是为“后来的孩子们”着想。１９４４年为该套童话写就的序文仍指出汉字不便孩子阅读的弱点，不过认为这一童话写作中“最易遇到的困难”，“未必便是不可克服的”。并提出了克服的办法：“只须写着是一面记着这困难，又或使内容与文字相称，也就无甚问题。”对儿童文学及其写作方法的关注，显示出周作人早期儿童本位观的延续性。

童话《青姑娘的梦》讲述的是青姑娘所做的一个玫瑰色的梦，以及她的悲惨生活和梦醒后愿望实现的喜悦。青姑娘善良、勤快，从小寄养在伯父家。伯父死后，青姑娘受到伯母的虐待，虽说内心很伤感，在伯母生病后，仍悉心照料她及其家人。一天，在等待为伯母治病的医生时，她实在太困，靠在门槛上睡着了。睡梦中，她熟悉的童话故事里的何仙姑飘然而至，领着她去见嫦娥等许多仙女，在一起唱歌跳舞，玩得非常开心。就在这时，听说伯母病了，她赶紧往家里跑。在仙女的帮助下，她克服重重困难，回到家中。青姑娘梦醒之后，伯母的病情也有所好转。伯母终于为青姑娘的细心体贴所感动，同意她去上学。作品与“晚娘型”传说相近，但无论是在情节还是人物的内心世界方面，作家都注入了新的因素，有着丰富的意蕴。且文字干净利落，清新隽永，给人抒情诗般的艺术感受，与周作人在其早年著作《童话略论》中提出的童话应“优美”、“新奇”、“单纯”、“匀齐”的四个标准颇为吻合。所以，尽管周作人并不认识梅娘，甚至不知道《青姑娘的梦》是谁写的，写的是什么，他的童话写作旨趣正好与梅娘相投，使得序文与正文在无意间达成了默契。《青姑娘的梦》没有任何奴化教育的言论，也不存在协力日本侵华战争的倾向，把为它写序当作周作人文化汉奸的证据纯属诬妄。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１３日，在审判周作人时，周作人的义务辩护人律师王龙已经把这个问题说得很清楚。辩护词如下：

童话丛书之序言绝无汉奸论调，《青姑娘的梦》一书不过为续出丛书之一序言，并非为本书而作，自无责任而言。即就本书而论，亦不过为童话文学，既无-作用，目为罪证似属诬妄。（《王龙为周作人补充辩护书》，载南京档案馆编《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１４３０页）

这段公案在学理的层面上加以解决，无论对周作人还是梅娘来说，都是恰当的，但在特定的境遇中，人的行为会变得荒谬。比如周作人。当一个人把污水泼向他的时候，他又把这盆污水泼向另外一个人。

就在王龙就此事为周作人辩护的前四天，即１９４６年１１月９日，在南京首都高等法院的庭审中，周作人辩解道：“假如事先我知道是他写的，我绝不作序，因为他与日本人勾结，反对我的思想。”（《杨嵩岩为提供周作人施行奴化教育证据致首都高等法院函》，载《审判汪伪汉奸笔录》（下），第１４２４页）

这里的“他”，指的就是《青姑娘的梦》的作者梅娘。梅娘，长春人，文学才华早露，中学时代的习作就结为《小姐集》出版。活跃于日本占领时期的东北、北京文坛，在异族殖民统治和封建男权专制的双重压迫之下，除了创作出版有上述的小说外，还译介为数不少的日本文学作品。总体上说，该时期梅娘的著、译活动与她的经历旨趣相契合，游离于官方主流意识形态。审视日本占领时期梅娘的言行，与周作人没有任何瓜葛，自然谈不上与日本人勾结，反对周氏思想。就地位、资历而言，两个人相差悬殊。北京沦陷时期，周作人已进耳顺之年，且“贵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梅娘才刚二十出头，是北京《妇女杂志》的编辑；周作人自信看透了这个世界的空虚和人们的愚昧狂妄，以思想富有的精神贵族自居，俯视和悲悯着芸芸众生，梅娘是实业家的千金小姐，无须为生计奔波，执着地追求自己的文学之梦，对于老作家周作人，她心怀仰视。年龄、地位上的差距所造成的他们在北京文坛生态格局中的位置的差异，是不言而喻的。从这一方面讲，同样找不到梅娘勾结日本人反对周作人的理由。在接受审判时，周作人居然说这样一位文学后辈勾结日本人———言外之意当然也就是投敌汉奸，与她划清界限，真是利令智昏了。

站在被告席上，在陡然间被问及《青姑娘的梦》时，周作人完全忘记他写序时的文学行为，也毫不顾及其言辞将会产生的影响，只是考虑到《青姑娘的梦》有可能成为加重自己“汉奸”罪的一个证据，一心想绕过于己不利的正题，不停地旁敲侧击，采取迂回战术，借与被丑化的梅娘划清界限，来虚构自己的清白和无辜。攻伐之间，作为一代新文学大师的中庸适度、深情致远的风范丧失殆尽。同时代人温源宁曾这样评价周作人：“他难得介入各种是非纠纷，但是，一旦介入，就该挡在他道路上的那个人倒霉了！”（温源宁：《不够知己》，长沙：岳麓书社２００４年版，第３７５页）当然，接受审判与介入是非纠纷是两码事，但是，谁让梅娘在这个时候挡在他面前了呢？说来算是梅娘倒霉。或许是周作人意识到，抗战胜利后，梅娘同样会为社会边缘化，说不定还会被定为“汉奸”，向这样一个实力单薄的对手泼点污水，对手应无还手之力吧？

周作人，一个对中国现代文化和文学有巨大影响的文学家和思想家，他的一生充满了恩怨是非：在人际交往中不断卷入这样那样的纠葛：与陈独秀分手，与鲁迅断情，与陈源（西滢）绝交，与胡适从断交、复交到互为参商，与沈启无反目，与日本文人片冈铁兵撕破脸皮，与傅斯年的恩怨，以及沦为汉奸，他总是处于旋涡的中心，似乎很难实现他寒斋苦茶的夙愿。周作人号称“不辩解”，然而他还是一个又一个论辩，不仅对于挡在他道路上的人一一回应，而且言辞辛辣、反击决绝。一向以平和冲淡自居的苦雨斋主变得如此狭隘不容人，诚如他自己所说的：“平常喜欢和淡的文章思想，但有时亦嗜极辛辣的，有掐臂见血的痛感”。（周作人《〈往昔·修禊〉说明》）

如果说，他与陈独秀、鲁迅、陈源等人的论战还属于正面交锋，体现了他“嗜极辛辣”的个性的话，那么，他对梅娘的诬妄之词实在有点偷偷摸摸，不光明磊落。如果不是半个多世纪后（１９９２年、２００４年），南京档案馆先后推出两版《审讯汪伪汉奸笔录》，外人恐怕很难了解这段历史真相。《审讯汪伪汉奸笔录》的出版，引起许多关心沦陷区历史、文学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及梅娘好友的注意，他们纷纷询问《青姑娘的梦》与周作人的关联，以及周氏指控梅娘“勾结日本人”的原委。据说，梅娘在在沉寂五十年后“复出”，得知自己进入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曾激动得仰面向天，喃喃自语。无论如何，作为一个写作者，自己辛酸、苦难的文学创作能够得到回报，总是值得欣慰的。而她对生命有着无尽的哀凉感，不愿忆及沦陷时期的往事。不堪回首须回首，她不明白，像周作人这样的一个大人物，何以把污水泼向她这样一个当年仅不足２４岁的青年。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复杂的存在，其人性在深刻的清醒和糊涂混沌之间，在激越与刻薄之间，在沉着与躁动之间，往往是游移的。读周作人，可以看到现代人最为深重的生存困境，也可以看到人性中无法规避的复杂悖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