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鲁迅跟她通信的情况，许羡苏是这样回忆的：“鲁迅先生离开北京的时候，虽也带走了许多书籍和拓片，但到厦门后仍然有许多刊物和书籍要转寄，几乎三天两头有信往还。1931年当我离开鲁迅先生的家往河北第五女师去的前夕，我把鲁迅先生的来信，捆成一包交给了朱氏，以备有事要查查。后来不知她怎样处理了。在整理故居的时候，在朱氏箱内，并没有找到。否则可以多一些手稿，而且也可以了解当时许多事情。”许羡苏的上述回忆是诚实的。由此可见，她跟鲁迅的往返信件并无私密内容，否则她不可能坦然地交给朱安。令人痛心的是，鲁迅的原配夫人没有文化，以致将这批书信手稿丢失，给中国现代文化史造成了无法弥补的损失。

在鲁迅跟许羡苏的交往过程中，有一件事是必须提及的，那就是她的一次人生经历成为了鲁迅小说的素材之一。鲁迅在《坟·从胡须说到牙齿》一文中写道：“虽然已是民国九年，而有些人之嫉视剪发的女子，竟和清朝末年之嫉视剪发的男子相同；校长M先生虽被天夺其魄，自己的头顶秃到近乎精光了，却偏以为女子的头发可系千钧，示意要她留起。设法去疏通了几回，没有效，连我也听得麻烦起来，于是乎‘感慨系之矣’了，随口呻吟一篇《头发的故事》。但是，不知怎的，她后来竟居然并不留发，现在还是蓬蓬松松的在北京道上走。”文中所说的“她”即指许羡苏。关于这件事，许羡苏的回忆是：“女高师当局下令短发的学生立即把头发养长，剪发的同学除我之外，还有同班缪伯英、张挹兰（她后来转到北大文科，跟李大钊同日遇难）和体育系的甘睿昌四人，我们谁也不遵命，学校当局又向各人的保证人、监护人和家长要求督促。我的保证人是本校教员周作人，他就退了聘书表示抗议，鲁迅先生则因此写了一篇《头发的故事》，其中提到的‘M’校长就是当时的女高师的校长毛邦伟。”除此之外，目前经常被人提及的还有许羡苏给鲁迅织过毛线围巾、毛线背心，不过其中并不含有男女私情。因为鲁迅的原配夫人朱安不会织毛线，鲁迅的毛线衣原由周建人的夫人羽太芳子负责织，后来羽太芳子也随同她的姐姐羽太信子跟鲁迅断了交，鲁迅的母亲就只好请心灵手巧的许羡苏代劳。事情原本就是这样单纯。

我手头有一份她写的小传，题为《许羡苏学历、经历》，其中言及“1956年调鲁迅博物馆，清理故居，管手稿。1959年因高血压病退休。1960年病愈又以编外人员资格回馆帮忙，伙同常维钧与矫庸等整拓片”。

“调鲁迅博物馆”，完全是由于她的同学和朋友许广平的鼎力推荐。许羡苏来馆后的主要业绩是清理故居、保管手稿和整理拓片。鲁迅收藏的历代金石拓片大约有6000余张，分类整理起来十分不易。由于研究拓片专业性太强，印行拓片又耗资巨大，致使鲁迅收藏的拓片至今大部分仍然静卧在库房之中。保管鲁迅手稿是鲁迅博物馆的一项基础工程。由于许羡苏的指导与参与，这项工作做得很好。特别是许羡苏亲自设计的手稿盒，系用楠木和樟木制成，既可防虫，又可防潮，一直沿用至今。

故居复原工作也是在许广平和许羡苏的直接指导下进行的。但由于种种原因，目前的故居陈列只能说是大致符合历史原貌。比如《野草》中描写的那两株著名的枣树就一直未能补种，给观众留下不少遗憾。许羡苏退休之后，曾谈到目前鲁迅故居布陈和修缮的两点不足：一是鲁迅工作室的桌面上原有一帧俄国作家安特莱夫的照片，可能因为这位作家有颓废厌世倾向，布陈时将它撤掉了。另一件事是鲁迅故居后园西墙根原有三棵柳树。那是鲁迅请她买来而后亲自种植的，应该补种。如果接受她的建议，每年飞燕又归时，鲁迅故居的后园就会春风剪柳，游丝落絮，呈现出又一道亮丽的风景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