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2年,刘志丹烈士的弟媳李建彤撰写了历史小说《刘志丹》,先在工人日报上登载了部分章节,并准备在工人出版社出版。为了弘扬革命传统,《中国青年》也刊登了其中一章《星星之火》。不料,在中央召开北戴河工作会议期间,康生在会上提出,小说《刘志丹》是为高岗翻案,是“习仲勋反党集团”的一大“阴谋”。这样一来,《中国青年》也被牵连了。胡耀邦立即打电话给杂志社负责人,让迅速把发稿的情况搞清楚,并写成材料急送给他,由他交给中央办公厅。在之后召开的八届十中全会上,这份材料被印成会议资料,发给与会人员。由于胡耀邦的得当处置,《中国青年》和编辑部相关人员逃过了一劫。而工人日报社的总编辑,却因此事件被康生等人整死了。
1964年,一个青年作者向《中国青年》投稿,批判著名教授冯定写的《*主义人生观》一书是“毒草”。由于此稿太长,读者来件组的人就把稿子退了。这个作者又把退稿寄给《红旗》杂志。康生抓住此事又大做文章,让《红旗》刊登此文,并在编者按中点名批判《中国青年》与修正主义“合流”。这一次,《中国青年》又是在胡耀邦的帮助下走出了险境。
1983年12月,在距“潘晓讨论”结束近三年以后,某院党委分别向胡耀邦等领导人和有关部门送上一份题为《〈中国青年〉中国青年报关于人生意义讨论散布大量错误观点必须澄清》的材料,并在所附的信中称:“……这场讨论散布了大量的错误观点和违背四项基本原则的言论,对青年是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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