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文元就在这种复杂而多虑的情况下，于7点40分从家里驱车前往怀仁堂开会。姚文元是继张春桥、王洪文之后最后一个来开会的。他被人领到东廊的休息室。这时，中共中央警卫局政委武健华走进来，向他宣读了中央决定。

　　当听到宣读后他并没有像王洪文一样穷凶极恶地向对方扑去，而是表现得很平静，没有反抗，也没有争辩，只说了一声“走吧”。早已做好准备的行动人员，此时竟没有了“用武之地”，就领着姚文元出了大门。

　　无法辩掉的罪责

　　可以说，在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受审的十名主犯中，没有哪一个有姚文元如此的“辩护本领”，也没有哪一个敢在法庭上，公开将自己的罪责说成只是“工作责任”。对于这一点，林彪那伙耍枪杆子的不必说，就连姚文元之前耍惯了笔杆子的陈伯达，此刻也望尘莫及。

　　在法庭上公诉人指出：“……姚文元同张春桥、王洪文诬陷、迫害陈丕显、曹荻秋等，是为了巩固他们在上海篡夺的权力，把上海变成他们反革命活动的基地，决不是什么工作责任，而是他们蓄意犯罪。”

　　公诉人发言后，审判员问辩护律师对被告人还有什么要发问的。

　　姚文元的辩护人名叫韩学章，是一位深通法律的女律师。

　　韩学章问姚文元：“你诬陷上海市委书记、市长曹荻秋同志是叛徒，你跟张春桥是怎么商量的？是怎么定下来的？”

　　姚文元是一个“聪明人”，他从自己的角度出发，对辩护人提出的问题答道：“关于曹荻秋的问题，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在叛徒问题上没有进行过什么指使人策划或者专门要他们定为叛徒……我画过圈，我没有蓄意要一定迫害他，但是定为叛徒是错误的，我这一点要负责任。”

　　擅于玩弄文字游戏的姚文元在这里用了几个很特别的程度副词。在谈到与张春桥共同密谋迫害曹荻秋时，他用了“我没有跟张春桥专门讲过”，这里的“专门”二字很值得研究。从另一个角度理解，就是他没有否认自己参与迫害曹荻秋这个事实，曾讲过这个问题，但不是专门讲的，就不存在蓄意迫害，一般的工作上讲一讲，你如何定罪？

　　另一点就是他说自己“没有蓄意一定要迫害他”，这里的“一定”也用得很有分寸。因为迫害已是事实，但也只是“画过圈”，属于一般的工作问题，并不是自己“一定”要这么做，罪行自然不同了。

　　还有在最后，他也只承认“这一点要负责任”。原上海市委在张春桥的控制下，马天水等人把持原上海市委常委通过的诬陷曹荻秋同志的所谓“审查报告”……上报中央之前，先直送北京给张春桥和姚文元等人，经他们“审查”圈阅，并根据他们所定调子修改后，才能正式上报党中央。

　　由此不难看出，姚文元无论如何狡猾地为自己辩护，他在迫害陈丕显、曹荻秋，参与篡夺上海市委大权的反革命行动的罪行是无论如何都赖不掉的。

　　狱中恍如隔世

　　姚文元被特别法庭判处有期徒刑十八年。

　　入狱后，他不像江青一样大吵大闹，也不像张春桥一言不发，他总是装出一副老实改造的样子，每天读报、看书、写检查、谈自己的认识，要与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划清界线。

　　除此之外，为了表现积极，他还根据报上得到的消息，不断向监狱方面提出各种有关国家大事的建议，并要他们向中央-局转达。

　　这其中最可笑的是，当他看到报上登的全国人民生活富足了，家家丰衣足食，很多人家过年时都是大米白面猛吃时，就向监狱方面提出，这样可不行啊，这样搞几年就会没有粮食吃了，得有个计划，发个票进行限制。请你们赶快代表我向中央-局同志们转告一下，提醒他们，我们还是要艰苦奋斗，对粮食要有计划，不能这样敞开肚皮来吃啊！

　　他的这个建议受到了狱警的训斥：“现在中国不是你们当权那个时候了，老百姓日子好过多了，你还是好好改造自己吧！”听了这话，姚文元恍如隔世，不太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