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那个时候有没有感受到，您父亲写的那些文章，特别是《少年中国说》，有一种热切渴望我们民族能够强盛起来的情愫？

　　梁思礼：是的。正是因为所受的家庭教育、学校教育，使我牢固地树立起一种信念，就是我们国家必须要强盛。

　　我就是我自已，我不靠任何人

　　1941年，梁思礼高中毕业后，家里的经济状况已经大不如前。但是母亲还是想方设法为他争取到了赴美国留学的机会。但是就在他到达美国两周后，珍珠港事件爆发。时局的巨变使梁思礼彻底失去了与母亲的联系。

　　主持人：您是一个大家子弟，到了美国之后一下子断绝了联系，没有了经济来源，生活怎么办？

　　梁思礼：我那会儿刚十八岁，就到学校餐厅里当侍者，端盘子，洗碟子洗碗。第二个暑假我学会了游泳，就当救生员。生活全是靠自己，我去的第一个学校是卡尔顿，那是很好的一个学校。可是那个学校没有工科，我呢，又有着“工业救国”的思想，中国太受欺压了，我要“工业救国”，所以就想学工程。后来我就转学了。

　　主持人：出国之后，您很自立。

　　梁思礼：一切都是我自已来做。包括我去学工科，去找补助金，全是自已申请。后来我们不是有“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口号嘛，实际上我在那八年里，就是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过来的。

　　主持人：您在美国的时候，您父亲应该还会有非常大的影响。那个时候大家知不知道您就是梁启超先生的儿子？

　　梁思礼：我很少在别人面前谈这些事。没必要，因为我总感觉到我自己就是我自己，我不靠任何人。

　　主持人：很强的独立意识。梁思礼：因为我不独立我就没法活下去。我1941年出国以后，一直是独立生活的。自己养活自已，自己抓紧学习。按照我母亲的话说就是“好好学习，将来长大了应该像你父亲一样，为国家作出贡献”。我就是这么一个思想，为了这个目标我要做准备工作，将来为国家做贡献。

　　老母亲伸开手臂迎接我

　　在美国，梁思礼主修无线电，以后又学自动控制，获得了硕士及博士学位。1949年，新中国将要成立的消息，

　　让梁思礼归心似箭。离开母亲已经八年了，他要回家。

　　梁思礼：在回国的路上，快到香港了，我们预感“十一”会有大活动，在那几天，天天用无线电收听，听到说新中国成立了，说中国国旗是五星红旗。当时我们也不知道五星红旗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就拿出一幅红布来，把大星放在布的中央，四个小星放在四角，就在我们心目中的五星红旗下，开了一个热烈的庆祝会。

　　主持人：当时您母亲来接您来了吗？

　　梁思礼：对。船到天津码头的时候，就看见我母亲站在那儿，她已经白发苍苍。主持人：八年了。

　　梁思礼：八年了。老母亲伸开着两个手臂来迎接我，像祖国欢迎我一样。

　　回国后，梁思礼参加了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建设。这期间，母亲也卖掉了天津的老房子，搬到北京和他一起生活。不久“三反”“五反”运动开始了，有人揭发他，说他在广播电台的建设中有经济问题，于是他被隔离审查了。

　　梁思礼：他们以为我受贿了。当时我母亲确实有一大笔钱，那是卖房子的钱。但别人不这么认为，结果我怎么说也说不清了，跳进黄河也说不清了。所以我就剃光头准备去劳改了，我记得那年“五一”，《歌唱祖国》这支歌刚播放，那个歌特别好听，我很喜欢。我剃光了头发，坐在我的铺盖卷上听了以后，心里酸甜苦辣，不是滋味儿，就是觉得我那么爱我的祖国，而且我也为她尽我最大力量了，结果呢？是这么一个结果。

　　最终通过调查，梁思礼被认定没有问题。

　　梁思礼：那时候我的情绪很不稳定，一会儿落到最低，一下子又到最高。但还是坚持进步思想，下决心要加入中国-党。

　　人生与中国的原子弹、导弹一起起飞

　　1956年，在梁思礼一生中是一个新起点。那年春天，他参加了党中央、国务院主持的十二年科学规划的制定工作，参加起草“喷气技术”（即导弹与火箭）部分。而新中国的航天事业也从这时开始了艰难的起步。

　　梁思礼：1956年成立老五院，我参加了，这时候才真正开始搞我的专业。因为那时学自动控制的人不是很多，而且导弹是需要自动控制的，所以就让我到五院当自动控制室的主任。

　　主持人：这个时候，您己经变成一个英武的军人了。

　　梁思礼：少校。

　　中国的航天事业，真正是从一张白纸开始的。从最初靠前苏联的援助，到中苏关系破裂后的自力更生，无数人在其中默默奋斗。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1962年的一次发射，留给梁思礼的，就是惨痛的记忆。

　　梁思礼：因为那会儿苏联专家也撤退了，我们要自己设计我们自己的导弹，那时候真是有股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精神哪！很快的，大概一年多，我们的导弹就设计制造出来了，准备到靶场发射。那是1962年的3月份，我第三个孩子即将出生，我就跟我爱人商量，我出差期间如果生男就叫梁凯，生女就叫梁旋。

　　主持人：凯旋。

　　梁思礼：我准备凯旋，因为我充满信心———这导弹一定能发射成功。结果那个导弹起来以后就摇摇晃晃，就跟喝醉酒一样。最后掉到发射台前面大概三百多米的地方，炸了一个十几米深的大坑。

　　主持人：失败了？

　　梁思礼：导弹上去以后跟我们预想的完全不一样，让人目瞪口呆。那会儿聂荣臻老总就在后面，我特别害怕导弹落到后面去，打到聂老总。“失败是成功之母”这句话是非常对的，我认为失败往往对一项事业、对一个人起的作用比成功还要大。通过那次失败，我们总结了经验，总结了几条很好的经验，然后我们又重新再搞。两年时间，我们搞了很多方案，做了很多实验，特别是我们开始懂得了现在所谓的系统工程，但那会儿没有“系统工程”的概念。通过我们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才形成了后来的“系统工程”概念。我们要搞导弹这么复杂的东西，要用系统工程的方法去搞，这些个经验，使我们在1964年获得成功。

　　修改设计后的导弹“东风二号”，经过十七项大型地面研制试验，一百零五次发动机试车，终于在1964年6月29日发射成功。

　　1966年10月，梁思礼参加了原子弹、导弹两弹结合的飞行试验。导弹准确命中目标，实现核-。这次试验成功震惊了全世界，从此，中国成为继美、苏、英、法之后的第五个拥有-的国家。其后，梁思礼开始主持远程液体地地导弹控制系统的研究和方案制定工作，随后被任命为该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副总设计师，负责控制系统的研制工作。

　　我对国家是一心一意的

　　梁思礼担任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工作没多久就受到了“文化大革命”风暴的严重冲击，梁思礼以及他的亲人们在“文革”中，再一次体会到了父亲的影响。

　　“文化大革命”十年间，1968年是武斗最厉害的时期，当时周恩来总理决定将一批重要专家保护起来，这其中就包括梁思礼。

　　梁思礼：那时候因为我保聂荣臻，加上我是梁启超的儿子，大字报就说我是“保皇党”的孝子贤孙。周总理就把我们当时所有六级以上的高级知识分子和高工加以保护。那时候我们白天工作，晚上不能回家。因为我们工作的大院有-站岗，相对安全些。而且我们就住在图书馆，图书馆门口也有警卫，到了下班时间就回到图书馆，吃住都在那儿。保护了大约两个月。

　　梁思礼暂时有了安身之处，而他的母亲却没能躲过这场浩劫，作为“保皇党梁启超的老婆”，老人的全部财产被抄尽，被赶到阴暗的小屋里，后来，老人已经到了肠癌晚期，八十多岁高龄的她每天还要出来扫街。受尽折磨后，老人终于在1968年离开了人间。

　　主持人：您母亲受了很大的罪。

　　梁思礼：那时候，我虽然没有被关“牛棚”，可在行动上受到限制，没有太多自由。所以在我母亲去世的时候，我请示了军管会，他们不同意我回去。没能在母亲去世的时候守在她身边，甚至连她的骨灰都没有收起来，算我一生最大的遗憾吧。

　　王桂荃的去世，最痛的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梁思礼的长子———梁左军，由于梁思礼夫妇工作太忙，梁左军从小就跟奶奶一起生活，当时还不满十岁的他，不明白为什么奶奶就不见了。

　　梁思礼：我有三个孩子，现在是两个，我跟我爱人都很少提起大孩子了，因为是很深的伤痛，所以深埋在心头。

　　主持人：大儿子当时是跟您母亲生活在一起？

　　梁思礼：对，他跟我母亲的关系特别好，天天在一起，一直在一起。“文化大革命”中，我母亲有这样的遭遇，对他来说是个很大的打击。他是个孩子，受刺激了，后来的时候有相当一段时间不正常，最后得了精神分裂症，跳楼-了。

　　主持人：而这一切都是由于您的家族原因？

　　梁思礼：可以这么说吧。

　　主持人：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您会不会觉得非常难以接受？

　　梁思礼：那时候我对国家是一心一意的。还在努力工作，无私奉献吧。

　　像父亲那样达观、乐观

　　在以后的日子里，梁思礼仍负重前行，难得的是在困境中，他都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面对。主持人：我刚才看您的照片，有一张照片我觉得很好玩，就是那张养猪的。

　　梁思礼：这大概是1974年照的，那年我下放了一年，到河南正阳五七干校养猪。因为我是抓质量工作的，所以养猪也要抓质量。我就从配种开始，然后接生小克郎猪，慢慢地让它长大，催肥，一直到最后杀猪，全过程抓质量。

　　主持人：全面质量控制。

　　梁思礼：全面质量控制，全过程控制。但我不敢杀猪，就这道工序我没敢做，别的我全做了。所以对于怎么养猪，我还是蛮有经验的。

　　主持人：您身上有很多您父亲带来的影响，比如说您很积极、很乐观，尽管面临种种不公正，您会把它压在心里，然后您还是认真去做自己该做的事情。

　　梁思礼：对，父亲说过，一生活在苦恼里，跟生在沙漠里一样，有什么意思？我也是这样想的。人的一生应该达观、乐观。

　　乐观的心态，坚定的信念，让梁思礼度过了那段艰难的岁月。1976年，梁思礼担任了“长征三号”控制系统技术负责人；1978年，他又集中力量研制远程导弹和“长征二号”的工作，并参加了多次导弹飞行试验和1980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的飞行试验，直至导弹定型，装备部队，为我国远程导弹的研制成功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主持人：一开始您跟我讲，说您作为梁启超的小儿子，这个家庭给您带来很多正面的东西，也带来一些负面的东西。

　　梁思礼：对。“文化大革命”期间肯定是负面的。但总的来说，正面的东西应该是多于负面的，负面的东西是暂时的。现在我的人生格言就是林则徐那句话：“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我们国家要强盛的话，需要这种精神。

　　作为梁启超的后代，梁思礼和他的兄弟姐妹们别无选择地要生活在父亲的光环之下。但父亲带给他们的不仅仅是荣耀，还有比常人更多的磨难。同父亲一样，梁思礼的心中始终把国家这个大家的需要放在第一位；作为儿女，无论面临怎样的境遇，对这个家，他始终不离不弃。■据CCTV.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