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在1923年就离开了八道湾，而周作人一生却都留在这里。八道湾确实是周作人的八道湾。纵观周作人的一生，1945年以后，他一直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扑朔迷离，兄弟反目

在周氏兄弟共处一院时，八道湾11号俨然是一个学者的高级沙龙：周氏兄弟先后邀请过蔡元培、胡适、沈士远、沈尹默、张凤举、徐耀辰、孙伏园、郁达夫等名流来此欢聚。据沈尹默回忆，“五四”前后，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每逢元旦，八道湾周宅必定邀请友人宴集，座中大部分是北大同仁，有时不免臧否当代人物。

兄弟间的欢快共处一直持续到1923年的7月。是月18日，周作人给鲁迅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鲁迅先生：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七月十八日，作人。”

鲁迅缘何搬出八道湾，周作人当时是何心态，兄弟失和与周作人之妻羽太信子有多少关联，这些年诸多著作已经写得够详尽了。但，这毕竟是家事。亲兄弟失和，当母亲的都搞不明白，她对邻居说：“这样要好的弟兄都忽然不和，弄得不能在一幢房子里住下去，这真出于我意料之外。我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个道理来。”

奇怪的是，兄弟俩谁也不作解释。在当时，倒是鲁迅的同乡、同学兼老友许寿裳说了一句话：“他们兄弟不和，坏在周作人那位日本太太身上，据说她很讨厌她这位大伯哥，不愿同他一道住。”周作人后来与友人的通信中曾暗示一旦解释开来，对鲁迅和他本人都不是一件好事。所以，羽太信子为什么不愿和鲁迅同住，也就成了一个谜团。

更奇怪的还在后面：已经搬出八道湾的鲁迅于1924年5月回八道湾取书，兄弟再次发生冲突。冲突中，周作人竟拿起一尺高的狮形铜香炉向鲁迅头上打去，幸亏没有击中……

一个月后，周作人发表文章《破脚骨》，把流氓无赖考证个底朝天，知情者说，文章是暗讽鲁迅。此后，鲁迅作《铸剑》，用“宴之敖”(“被家里的日本女人驱逐出去”之意)为笔名，宣泄内心的情绪。

半个世纪，一个“苦”字

周作人的书房原叫“苦雨斋”，后更为 “苦茶庵”。从1919年搬进八道湾11号院至1967年周作人辞世，近49个年头。半个世纪的风雨，知堂用了一个“苦”字就给打发了。

抗战期间，周作人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关键的决定：出任伪职。尽管后世有诸多说法来

论证周作人的无奈，也有学者称周作人“曲线救国”，但是我们能够看见的事实是：周作人成了汉奸。

抗战胜利后，八道湾的房产被国民党政府没收。但从处理的结果上看，仍然是按照鲁迅契约执行的，仅仅罚没了属于周作人的那三分之一。前院由国民党的部队占着，部分后院仍留给了周作人的家属，实际上他们住的是产权属于鲁迅和周建人的那部分房屋。当从南京老虎桥监狱刑满释放的周作人再次回到“苦雨斋”时，已是心力交瘁。

解放后，北京市政府房管部门接管了这所院子，原来驻进的-退出，许多住户搬了进来，这里从幽雅的 四合院变成了一个大杂院。周作人按规矩每月交纳租金。为了维持生计，他仍然为一些报刊写文章，间或做些翻译。

与兄弟失和一样，周作人没有为“汉奸”之名辩解什么。将“苦雨斋”更名 “苦茶庵”则可看出他的心境：望苦雨，不如饮苦茶。在任伪职期间，有一次他曾对友人形容自己的心态：“我现在好比是站在戏台上场门边看戏的看客。”

用“苦”字形容周作人最后的岁月十分贴切。不知是刻意使之，还是无意为之，周作人晚年花了大量的心血去研究鲁迅笔下的人物，这为研究鲁迅的学者提供了无比宝贵的资料。我们无法想象周作人是带着怎样的心情去写这样的文章。

1966年，文化大革命掀起巨浪，周作人抱着多病之体瑟缩在墙角一隅，红卫兵甚至不准家人送饭给他，他已有心绝气死之感。他提笔给章士钊写了一封求救信，章士钊派了他的秘书王益和前来致意，但并未说什么实质性的问题。

1967年5月6日，周作人了却了他多难的一生。此时他身边净无一人，骨灰也没有获准收取，如今这静悄悄的八道湾，正应了那一句“声销迹灭”。

作为鲁迅之子，周海婴对八道湾本来很有感情，他曾经与朋友来到八道湾附近，被告知房子近在咫尺，他就非常高兴地走去看。当时周作人还在狱中，家中只有羽太信子，第一次见到周海婴的羽太信子，竟对晚辈破口大骂，使周海婴顿时厌烦，从此再未登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