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写过厚厚的《先秦诸子系年》，这表示他对于先秦的史哲下过深刻功夫。他写过有名的《向歆父子年谱》，也教过两汉史，这表示他对于中古史很有成就。他又写过《近三百年学术思想史》，这表示他对于近代史极为注意。在许多教授中，他年纪不算大，头发还全是黑的，而成就已经这样多而广，将来将整个中国史融会贯通，写一部为史学界放一异彩的新通史出来，是极有望的，那时对于中国和世界文化贡献之大将不可计量。

据说他早先当过小学教员，由自己的用功和努力而成为中学教师，又进而为大学讲师，而副教授，而教授，而名教授。这传说如果是真的，则给我们青年人的启示太大了。

就我个人说，我受过宾四先生一次教诲，而这教诲将终身不忘。当二十五年冬，我发现《汉书》记恒山王有五点错误，非常高兴，仔仔细细写了篇论文，很得意地呈给他看。过了两天，他拿来还我，问我看过王先谦《前汉书补注》没有？我文中所述前两点是这书所曾指出过的。说实话，这书我看过，但我之发现这两点也确实在看这书之前。当时少年好胜心重，就不肯注一笔说前人已有发明，以为人家不一定知道王先谦说过这事。一种掠美、侥幸、欺人自欺的心理充分表现，谁知一送到行家手里，马上指出来了，反倒连其他几点前人所确没有说过的也减了色。这次教训，和另一次在陈援庵先生处碰的钉子，使我刻骨铭心，誓不再存半分掠美的卑鄙心理，其实这是治学者的基本道德。我不能不感谢宾四、援庵两先生给我的启示。抗战后在南岳附近公路上曾和宾四先生打了一个照面，后来知道他转任齐鲁大学国学研究所主任了，但因为他住在乡间，我五次去成都不曾遇到，真是遗憾。不过常在杂志和报章上见到他的文章，我知道他施教的范围更广大了。

(本文摘自《过去的大学》，钟叔河、朱纯编，朱海涛撰文，长江文艺出版社2005年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