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在这里反复用了三个“中国民族”，而且从宏观上勾勒出三个时期的不同特点，显然是经过了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得出的结论。在“中国民族”的基础上，1902年梁启超正式提出了“中华民族”。他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先对“中华”一词的内涵做了说明。其云：“立于五洲中之最大洲而为其洲中之最大国者，谁乎？我中华也；人口之居全地球三分之一者，谁乎？我中华也；四千余年之历史未尝一中断者，谁乎？我中华也。”

　　接着，梁启超在论述战国时期齐国的学术思想地位时，正式使用了“中华民族”一词。其云：“齐，海国也。上古时代，我中华民族之有海权思想者，厥惟齐。故于其间产出两种观念焉，一曰国家观；二曰世界观”。

　　由“保种”、“民族”到“中国民族”，再到“中华”和“中华民族”，梁启超基本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的创造。这是目前所见到的关于“中华民族”的最早词汇，一直沿用到了今天。不过，梁启超在具体使用“中华民族”一词时却比较混乱，有时指汉族，有时又指中国的所有民族，直到1903年其发表的《-学大家伯伦知理之学说》一文中，才清晰地赋予了较为科学的内涵。其称：“吾中国言民族者，当于小民族主义之外，更提倡大民族主义。小民族主义者何？汉族对于国内他族是也。大民族主义者何？合国内本部属部之诸族以对于国外之族是也。……合汉合满合蒙合回合苗合藏，组成一大民族”。

　　1905年，梁启超又写了《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一文，从历史演变的角度重点分析了中国民族的多元性和混合性，并断然下结论说：“中华民族自始本非一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由此，梁启超真正完成了“中华民族”一词从形式到内容的革命性创造。这就是，中华民族指中国境内的所有民族，汉满蒙回藏等为一家，是多元混合的。

　　由于梁启超崇高的地位和影响，“中华民族”一词一经提出，就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在留日中国学生所办的报刊当中，无论是《浙江潮》、《江苏》、《二十世纪之支那》，还是《民报》、《国民报》、《童子世界》，都对民族主义以及中华民族的含义展开了讨论。杨度这些很有水平的思想理论家也加入到讨论的行列当中，发表自己的真知灼见。杨度在1907年发表了《金铁主义说》一文，对中华民族的含义进行了详尽的解说。杨度的高明之处在于超越民族的血统意识，提出中华民族与其说是一个种族融合体，不如看作是一个文化共同体。文化的一体性、凝聚性和不可分割性造就了中华民族这个大家庭。

　　孙中山、章太炎这些革命党人从“革命排满”的立场出发，本来不大关心民族融合问题，但在梁启超、杨度这些大学问家的影响下，也不得不思考民族团结和民族平等的问题。随着中华民国的创立，孙中山提出了“五族共和”的理论，进一步将现代民族主义落到了实处。中华民族多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渐渐深入人心，成为国人的共识。李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