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有窘迫，内多矛盾”，沈从文“神经在过分疲乏中，终于逐渐失去常度”。

　　1949年的两次-，虽都获救，然而一当他由“疯”恢复“正常”，作为一名作家，沈从文便“死”了。

　　至1948年，此前的20余年间，沈从文写下小说近300万字。此后，他再未写过小说。学生辈作家林斤澜见他太过冷落，拉他参加一个会议，主持人最后礼节性地请沈先生说话，他只道：“我不会写小说，我不太懂小说。”

　　对命运如此的捉弄，沈从文似乎早有预料。1949年元旦前夕，他即意识到自己前二三十年来的用笔方式“统统由一个‘思’字出发，此时却必须用‘信’字起步，或不容易扭转，过不多久，即未被迫搁笔，亦终得把笔搁下。这是我们一代若干人必然结果。”

　　1961年沈从文也曾有机会再行创作。据沈虎雏说：“他封笔以后，党的高层一直希望他能够写东西，包括总理、主席都当面说过这些话。胡乔木写信给他愿意为他重返文坛作安排。”他原拟以张兆和的堂兄———牺牲于1936年的-党员张鼎和———一生斗争事迹为题材写一部长篇小说，却最终放弃。张兆和回忆说：“1961年热闹，他想写，但是框框太多，一碰到具体怎样写，他就不行了。没有多大把握，写了也写不好。”

　　沈从文本人则在1969年写道：“给我机会再去人民大学教书，怕犯错误，不敢去。勉励我再去写小说，缺少新生活经验，不敢去。……我生命是党所给我的，能少做错事就好了。”

　　沈从文一生“不懂-”。1949年前，他坚持“作家不介入分合不定的-”，不加入“反动”或“进步”的文学集团；“解放后他一心一意只想做一条不太让人翻动的被文火慢慢煎的味道过得去的小鱼，有朝一日以便‘对人类有所贡献’”。

　　但诡异的是，1953年，开明书店通知他，由于“内容过时”，他的书尽数销毁；而1954年，从香港传来消息，他“所有作品，在台湾均禁止”。

　　沈从文“躲”进历史博物馆里鉴定、收藏文物去了。他还常去午门楼上展览会自愿当解说员。

　　1949年底，沈从文的精神危机已然舒解，父子间当时留下这样一段对话：

　　“……我那么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正是为人民服务！”

　　“既然为人民服务，就应该快快乐乐去做！”

　　“照我个人说来，快乐也要学习的。我在努力学习。……”

　　不知道沈先生在其后的岁月中是否学会快乐。只知，1985年有数人一起访问沈从文，说起“文革”中他打扫女厕所，在场一位女记者动情地拥住他肩膀说：“沈老，您真是受苦受委屈了！”不想，83岁的老人当下抱着她的胳膊，嚎啕大哭起来，“哭得就像个受了委屈的孩子，什么话都不说，就是不停地哭，鼻涕眼泪满脸地大哭”。

　　所有人都惊呆了。包丽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