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运动后期，随着《新青年》杂志的分裂，胡适与鲁迅日渐分道扬镳，走进了不同营垒。胡适的“多研究问题，少谈些主义”、“整理国故”、“钻入研究室”乃至后来的“好政府主义”、对国民政府“小骂大帮忙”以及对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哀恳和“劝善”……方方面面皆为鲁迅所侧目。在《华盖集》正续编以及之后的每本杂文集中，我们几乎都不难读到鲁迅对胡适这些主张的愤慨与讽刺。最严厉的谴责是他不点名地称胡适为“向日本人献上‘攻心菜’的学者”，愤怒之情溢于言表。甚至以胡适为灵魂的“新月社”被国民政府查封了，鲁迅也没有只言片语的同情或慰问，反而说他们是焦大，被贾府塞了一嘴马粪。所有这些尖锐讽刺与批评，用鲁迅自己的话说，是“乃为公仇，绝非私怨”。私底下，他们是照旧互赠著作的。鲁迅这种在大是大非面前毫不含糊、光明磊落的鲜明态度，足可以廉顽立懦，让人敬佩慕名。

　　按照常理，胡适对鲁迅的某些批评与讽刺似应做出反驳才对。不然，胡适不仅丝毫没有回敬鲁迅，反而一再维护鲁迅，批评那些攻击鲁迅、贬损鲁迅的人做得太过分了。最突出的例证是他对大骂鲁迅的苏雪林女士的劝阻。

　　鲁迅生前，苏雪林女士不仅没有骂过鲁迅，还写过一篇很有影响的论文《阿Q正传及鲁迅创作的艺术》(《国闻周报》第11卷44期，1934年12月)，对鲁迅小说赞赏不置，给了高度评价。文章说“好书不厌百回读”，鲁迅小说便是这样的“好书”、“好文字”。鲁迅虽然只有《呐喊》、《彷徨》两本小说集，“但已经使他在将来中国文学史占到永久的地位了。”直到1936年4月，在《我创作的动机》(载《武汉文艺》)一文中，苏女士对鲁迅还是满口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