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包书携至西郊,还送上门来,心中着实不安,赶忙请他坐下歇一歇。但他忙于回家料理事务,也只略谈一刻,就走了——我从谈话中,能听出他已知我“很用功”,这是转引胡先生告诉他的话了。确实的,我这学生倒还不懒,天天忙个不休;遇上图书馆周日、假日不开门时,我简直就像失了家的孩子,惶惶然无所“归”。
孙先生走了,我方细看捎到的包裹,心情当然又是一阵激动。一个长方形而颇有些重量的纸包,纸是旧报纸。正面是很浓的朱笔大字:“燕京大学四楼周汝昌先生”。(附注:过去几次拙文和谈话里都说成了这是捎到了《甲戌本》,大错;《甲戌本》是我拜访胡先生,亲自取回的。年久记忆混乱了,想来可笑。)
打开看时,两大函,共二十册,是大字《戚序本》(有正书局石印《石头记》)和一部手写本《四松堂集》。《戚序本》卷前有藏书印记,一方印文是“胡适的书”。我不禁自笑:这位“白话迷”连印章也不用“文言”!可谓绝无仅有矣。
这儿,说几句“自诩”的话,我一见此本,立即大悟:这个带批语的精抄本,原来就是一部“脂评”古本,纵使不即等于完全是雪芹原书原笔,也就相当接近真相,至少是大大不同于程高伪本了!
心里不免纳闷:如此分明的事,为何早年俞先生《红楼梦辨》还说它是不知来由的,是与程高伪本互有优劣的本子?若那么“比”,太高抬伪本而贬低原著了,对文学名著如何审辨真假高下,“眼力”是个大问题呀。“人心不足蛇吞象”,我此时益发“得陇望蜀”了:就又写信给胡先生,敦促他赶快访觅《庚辰本》的下落。
他于7月20日的一封回信,极关重要——信中说:徐藏《庚辰本》下落不明,早年是王克敏代他借阅的。同时又说,前一二年有一部八十回抄本兜售——其详情则未蒙叙及,似乎并未见过。我当时不明实况,因两事连叙,便误读成是指同一本了。其实徐本不曾让“书贾”兜售。况且,若兜售《石头记》抄本,那聪明的书贾第一个就会先到胡先生门前,请他过目,有意无意……再后来,又与赵万里先生晤面,我自然又问及此事,赵先生说他问过胡先生,那是两回事,徐藏本不曾让书贾到处兜售。
果然,胡先生于下一封信函中就特为注明了:听吴晓铃说徐藏本索价太高,嘱我暂勿为此本过抬身价(以免加大了“奇货”之心理)。在此,只先说明一句:直到1949年,我方从陶洙(心如,号忆园)借得《庚辰本》的八册“照相本”(实是先“晒蓝”,用晒蓝本照成片子。晒蓝是当时唯一的复制技术)。
奇怪的是,他告诉我说,照相本只有二份,另一份由赵万里先生收藏,但人皆未知——以上是“后话”了。
< 1 > < 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