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衍1957年在北京家中 和人生目标。杂文与夏衍更有一种内在的精神联接，作为一名处于风云际会动荡不安的大时代中的革命作家，他无法以缄默来回应人民的苦难，责任感迫使他用一种最锋利的文字呐喊嚎呼；内敛沉静的性格本就贴近一种杂文家的气质，再加上理工专业的文化背景所给予他的理性求实精神，正契合了杂文文体所要求的逻辑、敏捷、尖锐与实用。抗战时期重庆《新华日报》的“司马牛”专栏，1946年《世界晨报》的“蚯蚓眼”，香港《华商报》的“灯下谈”，《群众》杂志的“茶亭杂话”“蜗楼随笔”和上海解放不久《新民晚报》的“灯下闲话”等等，都是夏衍在十分艰险、复杂的情况下对社会事件做出的快速反应，短小精悍，似短刀匕首，不乏传诵一时的警言佳句。可贵的是,身系文艺阵线一员，长期的艺术实践和严肃的自省精神终于使夏衍意识到，审美成为一种认识和控诉的工具必须以一定程度的本体自律为先决条件，这种在当时文艺环境中难能可贵的艺术自觉使夏衍成为较早摆脱作品公式化标签化束缚的左翼作家之一。

夏衍是一位偏好理性的现实主义者，关注社会直面人生的现实主义精神贯穿了他的艺术世界。他在《谈真》一文中集中阐述了他的真实观，即-意识和倾向必须与对现实的深刻洞察和真实表现结合起来，对他而言，真实与其说是一种艺术手法，勿宁说是一个艺术家的道德精神底线，它意味着作家是否敢于真实坦诚地面对人生，是否将真情实感投入其中。

《上海屋檐下》是他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探索的开始，这部成熟的剧作既有-的骨架，又有平凡生活的血肉，成功地体现出夏衍对现实主义文艺创作思想性、艺术性的双重觉悟。此后，夏衍的一系列作品——话剧《愁城记》、《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等，电影《祝福》、《林家铺子》等都是对中国现代话剧和电影现实主义的拓展和深化，夏衍选择他熟悉的人物和环境作为描写对象，书写特定时代背景下真实的人物关系。生活的真实性溶解了-倾向性。作为与现实相伴生长发展的报告文学，夏衍更是特别强调应该把真实与准确放在首位，“真实是报告文学的生命”，其《包身工》以“铁一般的事实”再现了一幅血淋淋的地狱图景，产生出强烈的震撼力。

夏衍在一篇随笔《乐水》中，以水的品质形象化地涵盖了他所理解、推崇且身体力行的“知识分子”的人格特征，即“质要硬，形要软”，这一“硬”一“软”既蕴含哲思，又流溢智性。——水的“质硬”表现为一种不怕任何阻碍的贯彻力与意志力，一种非达目的不罢休的执着精神；水的“形软”则表现为一种懂得迂回的策略性，一种婉转避让的柔韧性。

在上世纪30年代，面对左翼文化组织遭到破坏又与中央失去联系的严峻形势，他与周扬等四处联络文化界爱国人士，广泛团结观点不同、个性互异的艺术工作者，发起并推动了在电影、音乐、戏剧、美术等各界的救亡运动。在抗战时期的重庆，他主持正义又有理有节，明断是非又求同存异，在周恩来领导下牢牢团结了山城文化人士的绝大多数，抗战剧运开展得如火如荼盛极一时。1959年，在故事片厂长会议上，针对电影题材各种条条框框的限制，夏衍不顾当时严峻的-气候提出了不肯媚俗不肯折衷的“离经叛道”论。“文革”八年牢狱之灾，夏衍损目折肢，但历经磨难越发坚强和执着，像他所说的“水”一样，虽历经千折百曲但方向不变。在视力接近于零的情况下，他写下了40余万字的回忆录和大量批判极“左”思潮推动改革开放的时评和文艺随笔。在晚年他一直保持着与青年作家、青年演员、年轻的艺术工作者之间的密切联系、交流和沟通，一方面让自己不断从年轻人那里汲取新知识，获得新信息，另一方面则引导新一代走正路，体现了他对年轻一代充分的爱护和支持；在最后的日子里，夏衍将自己多年收集和珍藏的大量有价值的艺术品，包括字画、邮票收藏，全部无偿地捐献给了国家。以“爱”为底子的质硬形软正是夏衍人格的魅力所在，也是他永远站在时代前列、与时代同步的巨人品格真髓所在。

这位中国现代文化史上的巨匠离开我们已然十载，但时间无法阻止浩浩荡荡的文化之河，夏衍的许多文字以及文字中的精神血脉已化作浪花和水滴融入其中。鉴别，反思，汲取是我们对他最好的缅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