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面临的危机，不仅是与列强的武力较量，而且是文化生存的全面危机。在危机时刻能否保持理性，是衡量个人能力和价值的可靠标准。在这个问题上，郭嵩焘（1818—1891年）显然是个佼佼者。

郭嵩焘是个理性兼具批判精神的洋务思想家。在对外关系中，他主张“循理”外交。所谓“循理”，就是遵循事务本身的是非曲直，以“理、情、势”三个基本原则加以处置。

泼向好勇斗狠王爷的冷水

科尔泌亲王僧格林沁好勇斗狠，一度重塑了晚清八旗兵的雄风，但其率性而为的秉性也使中国付出了惨烈的代价。趁1859年6月16日英法军舰到达大沽口准备换约之际，这位亲王为了“上申国威，下抒民望”，竟命令“各营大小炮位环击叠击”。毫无防备的敌舰被击沉五只，击伤六只，英军死伤1578人，被擒两名，法军死伤14人。从未取得如此胜利的晚清将士和朝廷，对此皆大欢喜。

但随僧格林沁防守天津的郭嵩焘对此却大泼冷水。他曾多次劝说僧格林沁慎言战事，说因为洋人的偶然失误而取得暂时的胜利，可能会招致更为严重的后果。当时连曾国藩都没有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反而给郭嵩焘写信，称大沽口之战大快人心。郭嵩焘坚持对外关系中要讲道理，而不是一味地蛮干。这样清醒的理性的声音，一介武夫僧亲王如何听得进去？他放胆高言道：“洋兵伎俩，我所深知，彼何足惧哉？”不过，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