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漱溟在《口述》中多次客观地评价毛泽东，总是说毛泽东很了不起，只是到晚年因糊涂而犯错误。认为“文化大革命”以及“批林批孔”都是毛糊涂时候的“乱来”。

　　对于蒋介石其人，梁漱溟从未有过好印象。蒋介石在武汉做“剿匪”总司令时，让人给梁漱溟传话：“希望梁到武汉来跟我见面。”梁漱溟回答说，“好，我知道了”，却没有应召前往。梁漱溟认为，蒋介石这个人基本的问题是太自私，不信任人，而且从来说话都不算话。他自以为怎样最得计，其实是弄得众叛亲离。艾恺问：“您觉得蒋介石对中国，对中国革命有没有什么贡献呢？”梁漱溟回答说：“他最大的贡献哪，（笑）最大的贡献是造成了-党的成功。”

　　梁漱溟与一些军阀的关系比他与蒋介石的关系要密切得多。在人们眼里，军阀大都是粗鲁不堪、没有文化的人，《口述》中的军阀却是另一种形象。他们乐于和学者、文化名人交往，不仅请他们到军队里传播知识，还请知识分子当顾问，尊为座上客，礼遇有加，并且尽力支持他们的事业。无论是附庸风雅，还是-上有所企图，都显示出当时崇文的社会风气和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较高。

　　据梁漱溟说，行伍出身的冯玉祥的确行为粗鲁，甚至将他的手下韩复榘罚跪、打耳光，气得韩复榘背弃他而去，投奔了蒋介石。但是冯玉祥却表现出很尊重文化。1924年，驻扎在北京南苑的冯玉祥托人请梁漱溟为其军队作演讲，共讲了五次。每次，冯都到场陪着听。被冯请去做讲演的人很多，其中有著名的军事学家蒋方震。冯玉祥给他的军官每人发一个小本子，记载蒋方震的语录，上书“蒋方震曰”，有三五句，让军官们牢记。冯玉祥自己也注重文化学习，曾请两位老先生（其中一位在清朝做过巡抚）给他讲《左传》。冯玉祥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也支持陶行知的教育事业。

　　被人们认为是最为粗鲁，乃至“丑态百出”的军阀韩复榘对梁漱溟毕恭毕敬，两人一见如故。韩复榘大力支持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把他管辖的山东邹平县交给梁做实验区。艾恺提到有关韩复榘的种种传闻、笑料，梁漱溟说，那都是笑话，不真实。

　　李宗仁与梁漱溟算是同乡，都是广西桂林人。李宗仁在广西搞“自治”，与蒋介石分庭抗礼，便招揽一些文人做顾问。1935年李宗仁请梁漱溟回广西，让他讲演、出谋划策。抗战时期，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驻徐州，又请梁漱溟去徐州。梁漱溟在徐州逗留一个月，每天都由李宗仁招待吃午饭，每次都交谈，关系极为密切。解放战争后期，蒋介石下野后，李宗仁任代总统，请梁漱溟出面为他做事，被梁漱溟拒绝。

　　阎锡山也曾请梁漱溟去山西作讲演，讲了一个月。1930年，阎锡山聘请梁漱溟为高级顾问，月薪500元。因阎锡山未采纳其关于裁军和停止内战的建议，梁漱溟辞去顾问的职务。

　　《口述》中有不少对学界名人的评价。梁漱溟看重人品和道德，极力称赞好人品，讽刺和批评坏人品。

　　20世纪初期“康梁”并称。在《口述》中，梁漱溟多次说他佩服梁启超，喜欢梁启超。梁漱溟说，梁启超作为一个老前辈，一位名人，却毫无架子，十分虚心。梁启超年长于梁漱溟20岁，因对佛学感兴趣，知道梁漱溟对佛学有研究，居然亲自到梁漱溟家中去讨论。后来两人经常往来。

　　梁漱溟在盛赞梁启超的同时，又多次说他很不喜欢康有为。梁漱溟披露了两件事：一件是，康有为在陕西西安的卧龙寺参观时，将寺中多卷珍贵的古版佛经装到他的骡车上试图盗走，后被人发现并追回。还有一次，康有为向一个银行家余凡澄“借”一幅十分名贵的字画，试图据为己有；余凡澄多次讨要不得，便不得不派许多人到康家强行索回。

　　梁漱溟曾经一度很佩服章士钊，说他对章写的讨论中国如何学习外国-的文章都很爱读。可是在结识章士钊后，即对他感到十分失望，因为发现章“生活很腐烂——吃鸦片、-博、-钱、-女，娶姨太、娶妾，一个、两个、三个，我很失望，我很不喜欢”。

　　梁漱溟盛赞教育家陶行知的人品，说：“陶先生这个人好得很啊，好得很，了不起。”梁漱溟说，一般留洋的学生都是西装革履，而陶行知却穿农民的衣服，穿草鞋，在农村带领一帮人，自己盖房子，创办学校，实行平民教育，“在留洋学生中没有看见那样的人”。

　　艾恺说，梁漱溟最伟大之处是有着“表里如一的人格”。从梁漱溟对他人的评论就可充分证实这一点。（黄敏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