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科学家、*家徐光启（1562～1633年）在不惑之年遇见了利玛窦等传教士，发现他们丰富的科学知识和“道德文章”为中国所缺，而又为中国所需，于是主动趋前就教，孜孜不倦地学习新知识、新思想。他当之无愧地被称为“科学先驱”和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第一人。

　　徐光启翻译了《几何原本》六卷，还学了西洋的测量、水法、天文诸学，以之用于屯田、盐务诸事。守旧的人说这些东西没有多少用处，他说这是根本的学问，“不用之用，众用之基”。事实上，在向传教士请益的过程中，徐光启在脑中已不知不觉地有了近代科学的思维。

　　他皈依了基督教，在当时是一惊人之举。徐著述甚丰，文章写得很好，他是“经世致用”派，作文都有一定的实用目的，极少为文而文；在有明一代著名的文章家中，他排不上号。最能表达他的精神的，应该是明神宗万历四十四年的《辨学章疏》。

　　当时正是礼部尚书沈漼在阉党支持下迫害传教士和教徒的时候，晚明社会上上下下掀起一阵排教风。诚然，传教士中有些人的行为激起了民怨。可是徐光启结交的洋人，都是些正人君子，学有专长；但这些人也给一锅煮了。

　　据《辨学章疏》，沈漼上送给皇帝的“邸报”说，传教士们“其说浸*，即士大夫亦有信向之者。”徐光启说，这“信向之者”分明指的就是我，所以必须说说清楚。他不但不回避，而是迎上前去，理直气壮地写道：这些洋人“其道甚正，其守甚严，其学甚博，其识甚精，其心甚真，其见甚定，在彼国中亦皆千人之英，万人之杰……”意思是说，跟这样的洋人交友有什么不可？

　　徐光启向皇上提出了三条“试验之法”，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