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冬，我们电视传记片摄制组随谈家桢去慈溪寻访他的出生故地。拍摄间歇，我和他一起坐在树下的石栏上休息。他心情愉快地环顾四周，可能是受了故乡景物的触动，突然对我说：“你知道吗？我小名叫阿犟，原因就是我性格倔强！我是这样一个人，在教会学校读书我偏不信教；有人批摩尔根，我就是不服气，坚持顶到底。”当时，光听语音，我弄不清这小名是不是“倔强”的“强”字，抑或宁波话谐音“祥”字？他说：“不对！是‘倔强’的‘强’字下面再加个‘牛’。”说完还显得很自得。

　　这使我想起他先前给我讲过的一件往事，正好印证和注解了他的“犟”脾气。

　　1973年，“文革”时期，四川有个“农民科学家”宣称自己种出了有颜色的棉花，方法是下种前用颜料把棉籽涂一涂。当权的工宣队去问谈家桢相信不相信。

　　问的目的当然不是征求谈家桢的专家意见，而是要逼他这个“资产阶级反动遗传学权威”表态，也就是出面承认和证明那个“培育成功有色棉花”的“农民科学家”的“大无畏革命创举”。不料谈家桢回答：“我没有见过这种彩色棉花。”了解那个时代背景的人都知道，在当时的高压*下，对已经被批斗了六年的谈家桢来说，这样的顶撞意味着是在冒怎样的生死风险。可是他还是“犟”了一下。到1975年，已经身任“中共中央候补委员”的那个“农民科学家”，写了篇题为《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远缘杂交》的谈有色棉花的论文，要求和谈家桢联合署名在《植物学报》上发表。谈家桢又“犟”了，说自己没有重复种出过彩色棉花，所以“无功不受禄”，拒绝署名。

　　他对我说起这件往事的时候感慨道：“当时我如果要*投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