咏紫牡丹》诗句：“夺朱非正色，异种尽称王”。诗的原意无非是说，红色的牡丹是上品，紫色的牡丹称为上品，是夺了牡丹的“正色”，是“异种称王”。如此而已。那些官僚们竟望文生义，强词夺理地指责蔡显含沙射影，“夺朱”是影射满人夺取朱明天下，“异种称王”是影射满人建立清朝。两江总督高晋、江苏巡抚明德把这个案件上报皇帝，主张按照“大逆”罪，凌迟处死蔡显。乾隆皇帝仔细看了高晋和明德的奏折，以及随同奏折附上的《闲闲录》，下了一道圣旨，把凌迟改为斩首，同时对高晋、明德大加训斥。这是什么道理？难道他大发善心了吗？非也。原来他从《闲闲录》中找到了“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之类字句，以为蔡显是在发泄对现实-的不满，而高晋、明德查办此案时竟然没有发现这类字句，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乎，他在圣旨中狠狠训斥这两个封疆大吏，是“有心隐曜其词，甘与恶逆之人为伍”，故意纵容包庇、同流合污，需要承担一部分罪责。因此把蔡显由凌迟改为斩首，意在警告大臣们，以后经办此类案件，务必处心积虑地收集罪证，不能有所遗漏。结果，蔡显和他的17岁儿子被处死，幼子及门生多人充军。原因就是一句吟咏牡丹的诗句，以及一句反映事实的大白话：“戴名世以《南山集》弃市”。在大兴文字狱这点上，乾隆皇帝比他的大臣要厉害百倍。这从“字贯案”可以更加清楚。举人王锡侯，为了给参加科举考试的士子提供方便，把《康熙字典》加以精减，编了一本《字贯》。 网易历史http://news.163.com/history/
这种事情，在现在看来十分寻常。殊不知，这一举动在当局的眼中，已经属于“大逆不道”。因为，《康熙字典》是康熙皇帝“钦定”的，王锡侯胆敢擅自删改，便是一大罪状。何况《字贯》没有为清朝皇帝的名字避讳，构成另一罪状。不但王锡侯遭到严惩，书板、书册全部销毁，而且经办此案的江西巡抚海成也因“失察”而治罪。江西巡抚海成受到牵连是为什么呢？原来海成在向皇帝报告时，说有人揭发王锡侯删改《康熙字典》，另刻《字贯》，实在狂妄不法，建议革去王锡侯的举人功名。但他并没有细细审查《字贯》本身的文字是否有问题。乾隆却很细心，看了海成的奏折后，又仔细审查了随同奏折附上的《字贯》。发现事情并非寻常狂诞之徒妄行著书立说那么简单，他在《字贯》序文后面的“凡例”中发现，王锡侯居然把圣祖（康熙）、世宗（雍正）的“庙讳”，以及他自己的“御名”，也就是玄烨、胤禛、弘历之类，毫无避讳的开列出来。他认为这是“深堪发指”、“大逆不法”之举，应该按照“大逆”律问罪。但是，江西巡抚海成仅仅建议革去举人，大错特错。盛怒之下，他给军机大臣发去一道谕旨，狠狠训斥道：海成既然经办此案，竟然没有看过原书，草率的凭借庸陋幕僚的意见上报。而那些“大逆不法”的内容，就在该书的第十页，开卷即见。海成因此被革职查办，押送京城，交刑部治罪。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海成是贯彻乾隆的文化专制主义最为卖力的人，是各省-的始作俑者，备受皇帝信任，他怎么也想不到自己竟然自掘坟墓栽在查办文字狱的“失察”上。王锡侯当然要按照皇帝的谕旨重新审问，留下审讯笔录十分滑稽，其中的片断如：——官员问：你身为举人，应该知道尊亲大义，竟然敢于对圣祖仁皇帝钦定的《康熙字典》擅自进行辩驳，另编《字贯》一本。甚至敢于在编写凡例内把皇帝的御名毫无避讳的写出来。这是大逆不道的行为。你打的是什么主意？——王锡侯答：因为《康熙字典》篇幅太大，我精减为《字贯》，无非是为了方便后生学子。书内把皇帝御名写出来，目的是要后生学子知道避讳，实在是草野小民无知。后来我发觉不对，就把书内应该避讳之处，重新改板另刻，现有书板可据，请求查验。尽管如此辩解，既然皇帝已经说“人人得而诛之”，王锡侯自然难逃一死。 网易历史http://news.163.com/history/
根据《清代文字狱档》，从乾隆六年到五十三年，有文字狱53起，几乎遍及全国各地，到处都充斥着以文肇祸的恐怖气氛，迫使知识分子远离现实，躲进故纸堆里讨生活。此外，人们似乎忘记了这样一点，乾隆时代由大兴文字狱进而发展到全面-、焚书；开馆编纂《四库全书》的过程，就是一个-、焚书的过程，禁毁书籍达几千种。无怪乎一代宗师孟森要感叹：“明清之间著述，几遭尽毁”，“始皇当日焚书之厄，决不至离奇若此”！透过历史的真相，以古为鉴，乾隆皇帝的另一面，难道可以用铺天盖地的“戏说”来加以忽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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