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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子与韩非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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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还是要通过掠夺他人以求自强，实际上既不可能借助于爱有等差、尊卑有序的“礼乐制度”，更不可能依靠孔子那种建立在个体道德自觉基础上的“仁心”。这是韩非子“非周礼而越孔孟”，把-理论的中心从生产斗争转向军事斗争的原因。
其次，两人对儒家最看重的“自然血缘”都持批判立场。墨子提倡“兼爱”而反对儒家的“亲亲有术”，韩非子更是把儒家那层温情脉脉的面纱撕得粉碎，他举父母与子女的例子说：“父母之于子也，产男则相贺，产女则杀之“（《六反》），出于父母的怀衽尚且如此，“而况无父母之泽乎？”在他看来，人际关系类似于“舆人成舆则欲人之富贵，匠人成棺则欲人之夭死”（《备内》），还有什么比这更能使儒家那种热心肠冷静下来、甚至变残忍呢？但在反对儒家血缘纽带的目的上，两者却是不同的。如果说在墨子是因为儒家的血缘之爱相对狭隘，影响了“兼爱”-理想的实施，所谓“诸侯不相爱，则必野战；家主不相爱，则必相篡；人与人不相爱，则必相贼；君臣不相爱，则不惠忠；父子不相爱，则不慈孝；兄弟不相爱，则不和调”（《兼爱中》），那么在韩非子则纯是由于像爱这种软心柔肠，会直接妨害一个君主在残酷的现实斗争中作出明智的判断与选择。韩非子批判儒家亲情，不是因为它不能泽被广大人民，而是因为感情用事恰是-斗争中最忌讳的，所以他的目的是要由此剔除-家心中的一切感情原则。所谓“民固骄于爱，听于威矣”（《五蠹》）、“彼民之所以为我用者，非以吾爱之为我用者也，以吾势之为我用者也”（《外储说右下》）“严家无悍虏，而慈母有败子，吾以此知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不足以止乱也”（《显学》），反复强调的都是这一点。一个具体的例子是，如墨子提出尚贤要“不党父兄”，韩非子也把“父兄”关系看作是“八奸”之一，尽管表面上都反对任用亲戚与父兄，但两人的目的却不一样。如果说前者是出于为群体利益着想而提倡一种在权力面前人人平等的-理念，那么在后者则是因为君主的软弱与感情用事会直接影响到他的个人安危。因此像 “仁义惠爱”的结果是“大者国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奸劫弑臣》）、“爱臣太亲，必危其身；人臣太贵，必易主位”（《爱臣》）等，也就成为韩非子反复给君主们讲的人生哲学课。
再次，作为一种沉重的现实主义者，他们也一致地压抑人的审美需要。这时他们的批判矛头不仅指向儒家，也有满眼瞧不起庄子的意思。什么情感需要、心理上的适不适呀？在饭都吃不上（这是墨）、在脑袋随时可能搬家（这是韩）的危机存亡境遇中，不都是胡扯淡吗？而这也是他们与儒家一个很重要的不同之处。如果说 “礼”作为一种-法律伦理规范是“硬”的，那么儒家还提出有所谓的“乐”则是“软”的。在《乐记》中常将两者并举，如“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乐者，天地之和也；礼者，天地之序也”，孔子本人也是特别重视“乐教”的。但像这样一种可以纳入审美活动范围的东西，在墨子与韩非子却是极力反对的，以是之故，墨子有《非乐》篇专讲儒家乐教的坏处，而韩非子的《十过》也主要是讲君主耽于感性享乐（如“不务听治而好五音”）而带来的各种灾难性后果。但仔细考较，也会发现两者的同中之异。墨子“非乐”，主要是因为审美活动不仅不生产物质财富，而且还要直接消耗本就有限的生活资料，所以他说“为乐，非也”。而在韩非子，他的目光则仅仅盯在帝王一个人身上，《十过》曾举过平公因为贪听“清角”之乐得病致死的细节，也就是说，他所关心的只是帝王一个人的“穷身之事”。
综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尽管墨子与韩非子表面上有很多相似之处，但由于一个人心系百姓，一个人只关心最高统治者，或者说，一个是为了恢复远古大同世界而反对文明时代任何狭小的私人集团利益，而另一个则是在为一个人对天下苍生的剥夺与压迫进行理论上的证明与辩护，这就是他们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今天看来，尽管一个无比高尚，而另一个十分险恶，但由于在逻辑上都走向了极端，所以在现实中总是难免要全面失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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