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为了扩大陈案在社会上的影响，引起公众的关注，给国民党造成压力，他利用讲学之机，四处宣传陈独秀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贡献，大讲特讲民主与法治，唤醒国人监督政府，保障人权。他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北平分会成立大会上致辞时，强调说，我们成立此会的目的有三：(1)帮助个人；(2)监督政府；(3)彼此了解法律习惯的应用。在会上他大声疾呼，这次当局要杀陈独秀，我们定要营救他。

1937年8月，胡适在赴美前夕，给当时的行政院长汪精卫去信，请汪出面同蒋介石商谈，释放陈独秀。8月19日，汪精卫给胡适回信表示请司法院设法开释陈独秀。4天后，陈独秀获释出狱。陈在狱中时，胡适多次前去探视。陈感动地说：“此次累及许多老友奔走焦虑，甚为歉然。”胡适对陈独秀的友谊，使陈颇有鲁迅说的“人生得一知己足矣”的感叹。

晚年，陈独秀避难四川江津，贫病交加，胡适曾联络安排陈独秀去美，因陈不肯而作罢。

胡、陈之间的关系，说到底既有胡适重友谊的一面，更有陈独秀-思想回归趋于与胡适一致的一面。胡适在给陈独秀的一封信中说：“我们两个老朋友，-主张上尽管不同，事业上尽管不同，所以仍不失其为老朋友者，正因为你我脑子背后多少总还有一点容忍异己的态度。”陈独秀晚年-思想向早期回归。胡适不满无产阶级专政，不赞成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一生鼓吹民主、自由，容忍异己。陈独秀出党后，思想大变，承认“民主主义乃是人类社会进步之一种动力”。他说，那种把“民主主义看做是资产阶级的专利品”是一种“最浅薄的见解”。在《无产阶级与民主主义》一文中，陈独秀批评道：许多浅薄的老布尔什维克党人总是“拿无产阶级独裁来和民主主义对抗”，“斯大林不懂这一点，抛弃了民主主义，代之以官僚主义”，批评苏联是官僚国家。陈晚年对民主的认识与胡适无有大区别，其对苏联非民主经验的认识是非常深刻的。陈说：“我们若不从制度上寻出缺点，得到教训，只是闭起眼睛反对斯大林，将永远没有觉悟，一个斯大林倒了，会有无数斯大林在俄国及别国产生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