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与生活》杂志 特约记者 陈文念

刘铁成感触颇深：“时代变化很快，‘文革’期间，公安机关办理案件比较好办，把案件当事人传到公安局，上级领导不敢打电话、递条子疏通，也没有人来公安局说情走后门，一般案件用不着费多大工夫，就会把案件搞得一清二楚，搞案子需要群众作证，群众积极性高涨，不要任何费用，积极主动为公安机关提供线索……”

“哪像现在，特大刑事案件几乎每月都发生。即使全局有四五百名民警，把民警累得焦头烂额，超负荷地工作着。”

1976年，蓬莱市山乡公社望里大队被盗两麻袋花生米，大约200多斤，价值人民币15元。按当时的规定，像这样的案件在当地属于大案了，公安机关必须立案侦破

正在这时，不知是谁大喊了一声“不好，有炸药味！”原来张天雄趁着公安人员不注意，已经点燃了提前捆绑在身上的炸药包

文革时，刑事案件一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