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漕规”与“漕口”

历史学者、《血酬定律：中国历史中的生存游戏》与《历史中的潜规则：中国历史中的真实游戏》的作者吴思接受周末报记者采访时谈到了“漕口”。

清帮成员的一个来源就是《血酬定律》中提到的“漕口”，也有学者称他们为“漕辩”。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廪膳(学生伙食费)，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中一部分人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接近或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官府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达到目的。

漕口因为漕规的存在而存在。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尽量公平合理地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漕口挣到的是堵嘴的钱。

漕口为什么能得以发展呢？通过考证得知，小户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诈面缩小了，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诈力度。没有找到保护伞的小户便遭到了更凶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众怨沸腾了。

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漕口敲诈官吏，官吏自然仇视漕口。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诈来，漕口的代理费比较低，为小民提供了富于竞争力的选择。对于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他们就不能算好人了，因为他们把贪官污吏都赶了过来，自己的负担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见，如何评价漕口，取决于百姓被敲诈的总额(漕规总量)是否可以压低，但这又不是漕口所能决定的。漕规的总量取决于百姓与官家的总体关系。

“粮帮分类”与“旗语”

雍正年间取缔秘密组织，与漕帮的改组有关，其中且牵涉到密谋推翻世宗的纠纷，而涉嫌者为诚亲王胤祉。官私文献中，蛛丝马迹，犹自可窥。

于是沉潜已久的反清复明组织乘机崛起，这个组织就是以前明卫所武官为骨干的漕帮。台湾作家高阳籍贯运河终点杭州。他在《清朝的皇帝》中作了个大胆的假设：漕帮文献“粮帮分类”，实为军事组织，各类旗帜实为起事时作指挥通信之用。漕帮以“江淮四”(在江苏二十一帮以内)为首，其规则如下：

江淮四头帮在无锡兑粮。平常打八卦旗，初一十五打杏黄旗；进京打-龙旗，出京打淡-凤旗。金顶金丝盘龙桑枝雀杆，上红下黑，三道紫金箍，清门锡壶顶，阴阳紫金所，如意头子，刘海戏金钱，双披红花，顶四飘带。

这段记述，不但费解之处甚多，且有荒诞不经之说，如所谓“旗子乃正宫娘娘亲赐”之类。

不过有一个疑问是显而易见的，船上挂旗，无非为了识别，以单纯易识为尚，为何一艘粮船，挂旗要有那么多花样：平常一种，朔望一种；进京一种，出京又一种？旗子及旗杆又有许多附属设备，又何以要如此讲究？总而言之，一个大疑问是：为什么要弄得如此复杂？最可能的一个答案是，各样的旗子，有各样的涵义，各种旗子互相搭配，产生了更新更多的涵义。易言之，这些旗子的作用，就如近代军舰上的旗号或旗语，是一种通讯的设备；而所以要有此设备，或者是为了军事上的目的。

由此，高阳推想，当翁钱潘三祖接手掌管漕帮时，是分两个目的在进行，一是将漕帮组织成为保护本身利害的一大“工会”，因为当时漕船上从押运的小武官到水手，饱受欺凌；可以欺侮漕船的，大致为两种人：

一、逢关过闸的官员，甚至夫役，倘不满足其贪壑，则多方刁难，误了期限，漕船自己负责。

二、各处码头上的地头蛇，往往勾结旗员，藉故生事，无理取闹，以为敲诈勒索的手段。

这是就陆地而言。在运道中亦会受欺侮；可以欺侮漕运的，有三种船：

一、官船：尤其是钦差的官船，在运道中有优先通过的权利，漕船必须让道。倘或故意找麻烦，可在瓶颈地带，逗留不走。

二、水师船只：有军事上的理由，当然比漕船神气。

三、最气人亦最无奈何的是，来自云南的铜船。押运铜船是个极苦的差使，因此铜船上的水手，都持不在乎的态度。铜船吃水甚重，在运道中横冲直撞，当者披靡，或者同时沉没。打起官司来，铜船必占上风，有个根深蒂固的观念，铜船因为船身重，吃水深，不易控制，运道中只有别的船让铜船，铜船无法让别的船，别的船自己不小心，撞沉了活该。

团结就是力量，漕帮定下严格的帮规，在统一而坚强的领导之下，用各种有效的方式对抗来自不同方面的打击，终于不再为人所轻。

这部分的工作，由潘祖负责；翁钱二祖，则从事另一目的，亦就是乘各方面反对世宗之际，为事实上已经消失的反清复明运动，作最后一次挣扎。

不知道潘祖是事先与翁钱二祖商定，由他来担负“看家”之任，还是看翁钱等人先后失败，见机而作，与朝廷妥协，以便保存全帮势力，亦即全帮生计。但不论是哪一种，他的决定获得了全帮的拥护，是一可确定的事实。

最后潘祖的死因，实在是个谜，以各种迹象推测，是内部发生了重大的变故。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由于当时漕帮已形成庞大而严密的组织，除了用各种方法笼络利导以外，无法解散、改组，以及渗透、分化，倘有人敢于尝试，即犯了“十大帮规”的第三条“不准扒灰倒笼”，这是“十大帮规”中的“唯一死刑”一条，处置是缚在铁锚上烧死。

漕督在乾隆初年调动频繁，足见漕帮不易管理。

乾隆名列漕帮？

据说乾隆亦名列漕帮，为江苏镇江金山寺一和尚的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