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他在20世纪20年代一系列坚定的改革，为土耳其的现代化奠定了基础。凯末尔成为举世闻名的英雄，当时中国的一些知识分子和孙中山先生都对“凯末尔(当时译作基马尔)革命”深感兴趣，试图从中寻求有益于中国社会变革的启示。

土耳其的前身是政教合一的奥托曼帝国，曾经有过极其辉煌的过去。但在17世纪末，它却遇到来自欧洲的强劲挑战，尤其是1697年的山塔(亦译森塔)战役大败于哈布斯堡王朝，受到强烈震动(颇似中国鸦片战争)，开始正视已经超过了自己的西方。这种灾难性失败，使奥托曼的有识之士开始反思，开始提出要学习西方的船坚炮利，并逐渐意识到这种失败与自己的制度有某种关联。但改革面临强大的阻力，进行得非常缓慢，一位力主改革的大将军被反改革的保守派处死，其尸体还被插上“教规和国家的死敌”的牌子。直到苏丹塞林三世(1761-1808)，才开始按欧洲方式组建一支新式军队，并在行政和军队组织方面进行一些改革。19世纪30年代，苏丹马赫默德二世在军事改革方面采用欧洲军事训练法，聘用了英国海军军官为海军顾问、普鲁士军官做陆军军事顾问。在行政机构方面，他将原来传统的机构改换成西方近代的政府各部，特别是设立了外交大臣、内务大臣、财政大臣等官职。为了表明开放的决心，他命令官员要穿欧式西裤、大礼服和黑皮靴，百姓戴的穆斯林头巾也被废止，规定一律戴一种圆柱形无边毡帽。这种帽子由于没有帽沿，所以宗教祷告时前额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