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来，土耳其的“改革派”与“保守派”间的激烈斗争一直不断，曲曲折折，反反复复，终在1908年爆发了要求君主专制立宪的“青年土耳其”革命，最终在凯末尔将军领导下，于1923年建立了土耳其共和国。虽然凯末尔集种种大权于一身，但改革还是遇到了强大的阻力，为表示改革的决心，凯末尔在1925年下令禁止戴传统的土耳其礼拜帽，而要求戴礼帽、鸭舌帽等各种欧式帽。但近百年来，圆柱形红色礼拜帽已经成为神圣的宗教和奥托曼帝国的象征，几乎人人都戴。1925年初，凯末尔却发动了对礼拜帽的批判，8月，凯末尔本人头戴巴拿马帽到几个最保守的城镇视察，表示告别传统。为与凯末尔保持一致，政府机关忙向官员发放欧洲式大礼帽。11月，作出了戴土耳其礼拜帽是犯法有罪的规定！这一规定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不满，在一些地方甚至引发了公开抗议和骚乱，但都被凯末尔镇压下去，其中一些人还被处以绞刑。终于，有不少人开始戴各种欧式帽了。在百姓中最流行的是鸭舌帽，因为在作礼拜祷告时可反过来把帽沿朝后戴，前额依旧可以贴在地上。这可谓“现代”与“传统”的接榫吧。

而中国的“辫子悲剧”，其惨烈程度远远超过了土耳其的“帽子风波”。

清军入关不久，为表示自己的“天下已定”，即强令汉族男子改变千百年的束发传统而剃法蓄辫，限定十天之内“尽使薙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责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如“已定地方之人民，仍存明制，不随本朝之制度者，杀无赦！”有的地方限三日剃完，有的则关起城门强迫一日之内全部剃完。清军到处宣称“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在“头”与“发”之间，许多人却是宁愿“留发”也不愿“留头”，端得把“传统”、“民族特性”看得比身家性命还重。当清军占领南京后，江南不少城镇“结彩于路，出城迎之”，有的还用黄纸书“大清顺民”四字贴于城门。虽然有人组织反抗，但下层百姓参加者并不多。对大多数小小老百姓来说，在哪个王朝统治下都是一样吃饭干活，一样交粮纳税。然而，当薙发令下来后，渐趋平静的江南又开始骚动不安起来，下层百姓纷纷参加反清斗争。江阴、嘉定百姓的反抗尤其强烈，清军对这两处的镇压也格外残酷，血腥的“嘉定三屠”便有几万人被杀，全国其他地方因此被杀者难以胜数。经过极其野蛮的屠杀，“远近始剃发”，剃发留辫在血泊中为汉人接受。

二百年间，蓄辫这原本靠血与火、刀与剑强迫汉人背叛原来“束发”传统而接受的“新生事物”居然成为“正统”、成为难以撼动的“传统”，成为中国人、中国特色的象征。反清的太平军因不剃头、不留辫而被视为大逆不道的“发逆”、“长毛”。1895年孙中山剪辫易服表示反清革命也被多数人咒为叛逆。辛亥革命时期，章太炎以军政府名义起草《讨满州檄》，列数清王朝的种种罪恶，其中一条就是：“往时以蓄发死者，遍于天下，至今受其维系，使我衣冠礼乐、夷为牛马。”革命党号召百姓剪辫，但仍有许多人恋恋不舍，于是革命军只得在大街小巷强迫行人剪辫子，成为时代一景。

土耳其反穆斯林头巾传统的礼拜帽在百年之内就演化成了“传统”；中国反束发传统的剃发蓄辫在两百年之内也演化成了“传统”。“帽子”与“辫子”终于“多年媳妇熬成婆”，成为具有民族特性的“传统”。显然，传统、民族特性等本身也在不断的变化之中，不少传统、民族特性其实开始也是“反传统”、反原来的“民族特性”的，甚至是人为强迫“植入”之结果。对传统、民族特性等确要尊重珍惜，但大可不必将其神圣化、固定化、格式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