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胡风案件的发生，表面看起来也是因为出了犹大式的人物——舒芜，出现了犹大式的叛卖行为——舒芜将恩师写给自己的私信上缴组织，有关人员又将断章取义的内容摘编上报最高领导，遂使冤案发生。合乎情理的推断是：如果舒芜不将胡风写给他的私人信件上缴，如果没有试图整治胡风的某些人的宗派行为，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参与以及上纲上线的评判，这场发生在建国初期，涉及众多知识分子半生命运的冤案就不会发生。

事实上，从更一般的意义出发看待此类悲剧，便会发现，根本的问题在于：存在着言论治罪或观点治罪的社会条件。有了这样的社会条件，有人告密的胡风与私下谈论时政的知识分子会被抓被打成*；没有人告密的彭德怀张闻天吴晗，以及众多民主人士甚至像朱容基这样的机关青年，同样会因为公开的发言、公开发表的文章书籍与呈交组织的信件，而被以军事俱乐部、右倾反党集团、向党猖狂进攻以及为反党集团鸣冤叫屈的名义治罪。

今天，耶稣受难这样的悲剧不再发生（在一些信仰不自由的国度还可能发生），不是因为犹大这样的人少了，类似的背叛和告密行为不存在了。而是因为没有了信仰治罪的社会条件。当宗教信仰与传播成为人们的自由权利，成为受社会及法律保护的人权的时候，犹大式的人及其不道德的行为，就不会造成耶稣这样的新宗教创立者受难的社会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