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日的文人很少因言论出格或观点不同而受难：失去自由、失去工作、给家人朋友带来灾难。不是因为今日的中国，没有犹大式的人物和犹大式的行为，这样的行为与这样的人任何时候都不会绝迹。而是因为，不管道德不良与心怀叵测者，将人们私下公开的言论反映的哪一级，反映到什么地方，即，无论反映到校长书记宣传部长还是公安局法院检察院，都没有关系，都不会给被反映者带来多大麻烦，至少不会有-性的迫害发生。

新时代偶然发生的因为言论失去工作的事件，比如宣称“学习好可以娶漂亮女人”的中学教师因言论失去工作。不仅不为公众所接受，而且也不为法律所容许。同理，如果没有观点言论治罪的社会条件或-活动规则，则胡风的言论，不论是私人之间的信函还是亲朋好友间的议论，也不论是公开呈递的万言书还是私下流露的真实想法；不论这些东西，被家人朋友学生为划清界限立功邀奖而上报组织，还是被竞争对手悉心收集密报政府，也不论这些言论或者信件内容传到哪一级领导（校长、书记、宣传部长、市长乃至党中央书记）耳中，都不会给胡风及其朋友带来灾难。

从道德角度看，舒芜上缴私人信件的行为违背了通行的道德准则，是对朋友师长的出卖，为一般人所不齿。但是，当-权力渗透到人们一切日常生活，支配着每个人思想行为的时候；当-的中心任务旨在搞清楚每个人的一言一行，搞清楚每个人的社会交往与成长历史的时候，无条件的向组织交心，将自己所作所为所闻所见所思所想，无保留的向组织坦白，既是那个时代的人们追求进步，同党和人民群众站在一起的表现，也是处在被改造地位的知识分子的难以回避的责任与义务，是几乎所有参加-运动思想改造者的当然选择。

这里通行的是-行为规则而非道德行为规则。在回答组织的提问或与组织“交心”过程中，有什么说什么，万事和盘托出毫无保留，极有可能给家人朋友乃至素不相识的人带来灾难，这是毫无-经验的书生所为，实不可取；而隐瞒和少说，又会使自己的坦白交待支离破碎无法自圆，遇到其他知情人说了实话，其后果更无法设想，所以，不说实话或少说实话有时也是不可取的。

实际上，在当时那样的社会环境下，遵从与违背道德准则的带来的后果是不可预知的。有时说真话会带来好的结果：使国家社会少受损失，使领导掌握真实情况（比如李庆霖写给毛泽东反映知青生活的信）；但有时说真话会害人害己、一无益处：比如在声讨“奖金第一利润挂帅”的批判会上，袒露自己真实观点，说这些东西作为管理制度非常有效。这种真话所能起到的作用与所带来的后果众所周知；而违反道德说假话，则可能是利国又利民又利己的聪明行为：比如违心的作检讨，随大流说言不由衷的话；比如负责看守走资派的工宣队员，替走资派说假话，不将听到的走资派的梦话原原本本反映上去，这种行为带来的结果反而比遵守道德实话实说好一大截。

反右运动给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带来长达20年的悲剧性命运，考察每一件-案件的产生发展，分析每一顶-帽子的打制和加冕过程，它们与有关人员缺乏良知、内心阴暗以及不道德的所作所为密切相关。如果不是受害者的朋友同学同事将其牢骚怪话汇报给领导，或在会议上揭发出来；如果不是受害者的直接领导心术不正，借机整人；如果不是一些人为保自己推脱责任，某某某就不会被划为-。那是尽显一个人道德品质，考验一个人人格修养的特殊环境。确有这样的高尚者：为了不加害无辜，又必须完成划-的任务，无奈之下竟将自己上报为-。

然而，从普遍的范围更广的角度看，只要社会存在着以言论的-意义阶级意义目的动机作为一个人是否有罪的社会条件，而不是以人的现实行为、以人是否实际违背法律，来判定一个人是否有罪，那么，受害者因说话、作文不慎，或者因运气不好，被戴上-分子的帽子，就是必然要发生的事。

一句普普通通的话，可因说话者的身份地位历史表现不同，而具有截然不同的含义；可因说话时机说话环境与说话语气的不同，而具有完全不同的意思，甚至可以通过分析引申，揭示出言谈者的话中之话、话外之音，揭示出与说话者本意完全不同的含义来。在这样的条件下，只要你会说话，并且在有人的场合说了话，只要你在纸上写了字，你就具有极大的可能性被划为-。你的朋友是好人是聪明人，在关键时刻替你保密为你圆场，你的上司开明大度心地善良，不计较你平时的傲慢与不尊，在可划可不划、可划他人不划你的情况下，划他人而不划你，你可以因而免灾。但是，假若同样的话，你在陌生人众多的场合不慎说出来了呢？假若你犯糊涂竟然在会讲上说了出来呢？假若写着自己真实想法的日记本不慎从衣兜掉到马路上了呢？所有这一切，都可以使你重新戴上-分子或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这里，朋友的自私、失信、缺德，上司的小肚鸡肠心术不正，个人的疏忽大意等等，不过是悲剧发生的偶然因素，这些因素在每一桩具体案件发生发展的因果链条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但是，造成这类悲剧必然发生，必然以那么大的规模发生，必然与受害者某种形式的言论相联系的，是以言论或观点治罪的社会条件，是以一定比例在知识分子中划-的社会政策。正像有科举制度就一定会有状元产生，以多大的比例录取生员就会有多少“各类状元”一样。每一个状元的具体产生不乏各种各样的偶然因素：文章写的精彩，观念正和了主考官的口味，胆大妄为纵论国是的文章，受到心情正好的明君赏识等等。但是，会做八股文，参加科举考试，答卷被主考官或者皇上看中，就有可能成为状元，这一点则是必然的。如果人们不是把状元产生的原因归结为科举制度及其录取政策，而是归结为主考官的偏见、皇帝的心血来潮与应考者的投机取巧，这种分析显然有违现实。

李辉：《胡风集团冤案始末》，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年1月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