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阅读蒋廷黻这本虽然篇幅短小但却堪称伟大的历史著作时，我一个最为强烈的感受是，他无论是论述历史事件，还是评价历史人物，始终把握住了当代中国应该如何应对近代化挑战这一核心命题，不但叙事议事高屋建瓴，目光如炬，而且评价历史人物拿捏准确，对其是非功罪裁量非常精当，其史识、史胆和超前的历史眼光，令人为之折服。

在书中，蒋廷黻虽然只用寥寥数语评价了林则徐，但我却以为是他全书最精彩的篇章之一。书中，蒋廷黻摘引了林则徐赴伊犁谪戍途中致友人的信函，把林则徐检讨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跃然纸上：“彼之大炮远及十里内外，若我炮不能及彼，彼炮先已及我，是器不良也。彼之放炮如内地之放排枪，连声不断。我放一炮后，须辗转移时，再放一炮，是技不熟也。求其良且熟焉，亦无他深巧耳。不此之务，既远调百万貔貅，恐只供临敌之一哄。况逆船朝南暮北，惟水师始能尾追，岸兵能顷刻移动否？盖内地将弁兵丁虽不乏久历戎行之人，而皆睹面接仗。似此之相距十里八里，彼此不见面而接仗者，未之前闻。徐尝谓剿匪八字要言，器良技熟，胆壮心齐是已。第一要大炮得用，今此一物置之不讲，真令岳、韩束手，奈何奈何！”很自然，我会象乐毅先生一样，对林则徐如此肤浅地总结鸦片战争失败的教训，深表理解和同情。可接着读下去的感觉，却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把林则徐和民族英雄等同起来。

无情的历史事实是，这位以“苟利国家生死已，岂因祸福避趋之”名言传世的“民族英雄”，居然叮嘱他的朋友，不要把这封信给别人看。蒋廷黻因此得出结论：林则徐，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他的真实想法的。所以，蒋廷黻在著作中接着说：“难怪他后来虽又作陕甘总督和云贵总督，他总不肯公开提倡改革。他让主持清议的士大夫睡在梦中，他让国家日趋衰弱，而不肯牺牲自己的名誉去与时人奋斗。林文忠无疑的是中国旧文化最好的产品。他尚以为自己的名誉比国事重要，别人更不必说了。士大夫阶级既不服输，他们当然不主张改革。”

看了蒋廷黻的著述之后，我真的从心坎里感到，自己把林钦差还原为民族的历史罪人，不但大致没错，正当其时，而且，我还非常强烈地意识到，林则徐这种昏聩愚昧，刚愎自用，把国家、朝廷和民族安危看得比自己名声和清誉还要轻的“士大夫”，居然在当今中国，依然有亿万文化人把他当民族英雄对待，由此可见，我们这个民族160多年来，半点长进也没有。这个民族的所谓精英人士，一如指斥我为“文化暴徒”的“文明现代”的乐毅先生一样，其心态、其气度、其眼界、其胆识，与林则徐别无二致，甚至远远不如此人。

最后，再回到乐毅先生的话题，我们研究近代中国历史的心态和目的究竟应该如何把握？对此，我想用蒋廷黻于70多年前说的话来回答他：“近百年的中华民族根本只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人能近代化吗？能赶上西洋人吗？能利用科学和机械吗？能废除我们家族和家乡观念而组织一个近代的民族国家吗？能的话，我们民族的前途是光明的；不能的话，我们这个民族是没有前途的。因为在世界上，一切的国家能接受近代文化者必致富强，不能者必遭惨败，毫无例外。并且接受得愈早愈速就愈好。”

而在我看来，中国的近代历史是用来审视和解剖的，而不是用来“理解和同情”的，这是因为，只有能够清醒审视自己民族屈辱历史的人，才能看出自己民族的落后根源在哪里。如果审视历史的眼光也是一种“文化暴力”，那什么东西叫现代文明呢？

尊敬的“现代而又文明”的乐毅先生，你的“文化暴徒”的帽子扣错了地方。我看，它戴在你这种凭借-权力霸占着媒体公器的人头上才比较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