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1838年，道光皇帝发现，由于鸦片贸易，国库存银已从7000万两急速下降到不足1000万两。如果任其发展下去，国家将无银可使，无军可成，禁烟便成了满清当局的共识。而当时满脑子天朝幻梦的满清精英阶层，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完全不是远方那个新兴帝国的对手。

所以说，鸦片战争其实是两个帝国国家利益冲突的必然后果，它并不会因为有一个作为鸦片贸易的坚定反对者的英国政府全权代表，和一个善意的中国钦差大臣，就发生改变。把鸦片战争爆发和《中英南京条约》加于中国身上的耻辱，归因于林则徐，是站不住脚的。

在整个广东禁烟期间，前期，如果你说林则徐蒙昧，也许是可以的。但在后期，你说他颟顸就不对了。在被英国人打痛了以后，他能够迅速地转变，明白中国需要“放眼向洋看世界”了，作为一个在“中华文明天下第一”幻梦中浸润了几十年的儒学信奉者，已是难能可贵了。即使以现代的标准，一个“勇者”的评语也当得起。如果以那个时代的规范，作为一个尽忠职守的官员，给一个“英雄”的称谓也无不可。这就像你不能说“因为他不懂得民主、博爱，所以霍去病就不是一个英雄”，道理是一样的。

在对历史问题的研究中，有一个态度我们是必须要有的，那就是：理解之同情。你不能拿今天的文明规则去要求、评价一个古人，动不动就给人扣上一顶“历史罪人”的大帽子，那是一种文化暴力，令人不寒而栗。

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近代史尤甚。因为近代史问题与我们的现实世界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它的解读常常随着这个现实世界思潮的变化而变化。“亦忱”网友的这一系列文章，也算是“与国际接轨”的一种潮流吧。但历史学终究是一门科学，研究一门科学，研究者心态的平和与理性是必须的。不能被外部世界汹涌的文化思潮所裹挟，变成一个文化暴徒。

（国际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