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作者： 易水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