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的“全国卫生红旗城市”广东佛山，为让市民养成卫生习惯，市政府在马路上首创卫生监督岗，连正、副市长周六都要亲自站岗。小学生只要发现有人在大街上抽烟，就在背后紧盯，按当时规定，往地上丢烟头罚款两毛。为此，不少烟民口袋里都备有小盒，把烟灰弹在盒内。当时另一面全国卫生旗帜芜湖，对冷饮及瓜果小贩按地区编组、登记，进行卫生教育和管理；该市的浴池实行“三巾制”，即澡巾、浴巾、面巾分用。

50年代，在城市中经常可以看到孩子们在街上挥动小红旗，喊着“叔叔阿姨听我言,不要随地乱吐痰，吐痰要罚五毛钱”。

1958年，安徽有个澡堂成了全国的亮点：“农村妇女第一次进澡堂洗澡。”这成了移风易俗和讲卫生的双重新闻。年初，该公社规定：社员要半个月集体洗澡一次，同时定下男女社员不同的洗澡日期。但轮到女社员洗澡时，谁都不肯进澡堂。公社领导派出妇女积极分子挨家挨户动员，又让生产队女队长和下放女干部带头，最终把女社员都请进了澡堂。从此，澡堂几乎天天挤满洗澡的妇女。这件事听上去确有点一刀切味道，但讲卫生本身，谁也不能说有错。

“除四害”是爱国卫生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

有个“故事”说，上世纪50年代，一位身经百战的将军被毒蛇咬了，事情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主席下令：灭蛇！于是全国上下开展灭蛇运动。第二年，老鼠泛滥成灾，因为吃老鼠的蛇没有了，老鼠失控。这又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主席下令：灭鼠！于是全国开展灭鼠运动。再一年，农民反应，收获粮食的时候，麻雀和人民群众抢夺劳动成果，这件事情又惊动了党中央毛主席，主席下令：灭麻雀！

“故事”当属戏谑，“灭蛇”似也未见经传，但“除四害”是自上而下提倡的，却是事实。1957年10月9日毛泽东在扩大的八届三中全会上发表《做革命的促进派》的讲话中专门提到：“还有一个除四害，讲卫生。消灭老鼠、麻雀、苍蝇、蚊子这四样东西，我是很注意的……我看还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全国非常讲卫生。这是文化，要把这个文化大为提高。要来个竞赛，硬是要把这些东西灭掉，人人清洁卫生。各省也可以参差不齐，各县也可以参差不齐，将来横直看哪个是英雄。中国要变成四无国;一无老鼠，二无麻雀，三无苍蝇，四无蚊子。”紧接着，1958年2月1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除四害讲卫生的指示》，提出要在10年或更短一些的时间内，完成消灭苍蝇、蚊子、老鼠、麻雀的任务。

当年人们响应号召的积极性是空前的。参加过“除四害”的人，年龄最小的今天也已60岁往上，聊起当年，兴致不减。比如灭老鼠，什么“掏窝”“水缸捕鼠”“调墨油粘鼠”“双簧钢丝夹鼠”“碗、桶、面盆扣鼠”，等等，话语间有种打胜仗的欢愉。一位当年在北京西城福绥境小学上学的朋友，说了一种灭鼠的“奇招儿”，就是把老鼠逮住，往肛门里塞粒黄豆，再用线缝上，放回窝里，它拉不出屎来，就能把一窝老鼠都咬死——当然放走之前一定要把老鼠尾巴割下来。当时以老鼠尾巴统计战果，孩子们把打死的老鼠割掉尾巴，用石灰消毒后串成一串，交到学校或居委会。灭鼠是有奖励的，有的地方灭一只老鼠换一盒火柴，或者几根尾巴换一张书签。有的小学生会把一根尾巴切成两截，再把一头削尖，冒充两根。

成绩统计出来让人吃惊：上海当年捕鼠24万余只，芜湖22.9万只，青岛35.3万只。全国共4400万只。

但直到今天，“四害”显然还没除尽。中国人随地吐痰的陋习也依然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