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伟大的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君特·格拉斯，最近因在《剥洋葱》一书中自曝17岁时曾经参加党卫军而备受关注。有人谴责他在78岁时的忏悔来得迟了，甚至有人愤怒指责他虚伪而使其声誉大跌。在德国，战后的反思与忏悔，成为了一代人的洗礼，他们处理这样的人物记忆犹新而轻车熟路，人人心里都有杆秤。因此，他们的愤怒和谴责，是可以理解的，与我们的心理与思路不尽相同。

我们当然可以说，格拉斯17岁的丑闻并不能够否定他文学的成就，就如指挥家富尔特温格勒和卡拉扬当年也曾经向法西斯垂首做过事情，但是，并不能否定他们的成就与贡献一样。面对人生中两种轨迹，致敬与谴责，确实需要分别对待。

问题似乎并不仅仅在这里，问题在于对于离我们遥远的异国的一位作家的历史丑行，是苛刻还是宽容，为什么引起我们的关注？为什么我们听到格拉斯的事情后心里会隐隐一颤？格拉斯剥洋葱为什么辣了我们的眼睛？

我们每人心里也有一杆秤，德国的历史和我们的历史、格拉斯和我们，便有着无法分割的相关性和相似的切肤之痛。面对那场离我们并不遥远却曾经把我们各自民族推向灾难边缘的历史，记忆与遗忘，忏悔和推诿，是我们共同的话题。在那个法西斯横行的时代里，施暴者鹰击长空突然激增，而进入新时代他们又鱼翔浅底突然隐匿在大众之中。于是，宽容成为了遗忘的最好替身，法不责众和墙倒众人推成为了解脱的最为便当的掩体，过于强调一切向前看，忽视了回头审视。在一个好了伤疤忘了疼的年代里，回避记忆，抹掉记忆，热衷于失去记忆，已经是司空见惯。如格拉斯一样，哪怕是在78岁垂垂老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