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份诏书之所以叫《轮台罪己诏》，是因为在此之前，负责屯田事务的搜粟都尉桑弘羊与丞相、御史等人上书武帝说：“轮台（在今新疆轮台县东南）以东有能够灌溉的田地五千多顷，可派军队前去屯田垦殖，设置校尉三人分别统辖，让他们在那里大量种植五谷，张掖、酒泉两郡派出骑兵，为他们开路警戒。招募民间身强力壮、敢于远赴边塞的人前往该地，开垦更多可灌溉的农田，同时逐步修筑堡垒哨所，一直向西延伸，既可加强对西域各国的影响，又能辅助公主出嫁的乌孙国。”汉武帝随后发布的诏书，就是针对“轮台之戍”的建议而写的，诏书的主要内容是汉武帝承认自己的政策过失，把原来的错误都归罪于自己，所以后人将其称为《轮台罪己诏》。这份诏书，不仅对西汉，而且对整个中国的历史，都产生了非常重大和深远的影响。

据《汉书·西域传》和《资治通鉴》卷二十二所记，这份诏书的主要内容是：

“前些时，有关部门奏请要增加赋税，每个百姓多缴三十钱，用来增加边防费用，这样做会明显加重老弱孤独者的负担。如今又奏请派兵到轮台去屯田，轮台在车师（今新疆吐鲁番西北）以西一千余里，上次开陵侯攻打车师时，虽然取得了胜利，迫使车师王归降，但因路途遥远，粮草缺乏，死于路上的就有数千人，更何况轮台还要往西呢！过去是朕一时糊涂，仅凭一个名叫弘的军候上书说：匈奴人捆住马的四蹄，扔到城下，说要送马给我汉朝，再加上匈奴长期扣留汉使不让回朝，所以才派贰师将军李广利兴兵征讨，为的是维护汉使的威严。古时候，卿大夫提出的倡议，都要先求神问卜，得不到吉兆是不能施行的。因此，贰师将军这次出征前，朕曾普遍地征询朝廷诸位大臣和某些地方长官的意见，他们都认为‘匈奴人捆缚自己的战马，是最大的不祥’，或者认为‘匈奴人是向我国显示强大，而实际上他们的力量并不充足，只不过是故意向人显示自己力量有余而已’。那些负责求神问卜的方士和星象家们也都认为‘是吉兆、匈奴必败，机不可失’。又说：‘遣将北伐，至山必胜。卦辞显示，诸将中，以派贰师将军前去最为合适。’所以朕才派遣李广利率兵出征，并告诫他务必不要深入匈奴腹地。可谁曾想，那些计谋和卦辞全都与事实相反。后来抓到的匈奴人说：‘匈奴人捆缚战马，是为了对汉军进行诅咒。’匈奴人常说：‘汉虽强大，但汉人不耐饥渴，匈奴放出一只狼，汉军就要损失千只羊。’等到李广利兵败，将士们或战死，或被俘，或四散逃亡，这一切都使朕悲痛难忘。如今又奏请派人远赴轮台屯垦，还要修筑堡垒哨所，这是劳民伤财的建议，朕不忍听！负责民族事务的大鸿胪还建议招募囚犯护送匈奴使者回国，以封侯作为奖赏，让他们刺杀匈奴单于，以发泄我们的怨愤，这种见不得人的事连春秋五霸都耻于去做，更何况我们大汉王朝呢！况且匈奴对投降他们的汉人要全身严密搜查，怎么可能行刺匈奴单于呢！当今最重要的任务，在于严禁各级官吏对百姓苛刻暴虐，废止擅自增加赋税的法令，鼓励百姓致力于农业生产，恢复为国家养马者免其徭役赋税的法令，用来补充战马损失的缺额，不使国家军备削弱而已。各郡、国二千石官员都要制定本地繁育马匹和补充边境物资的计划，在年终呈送全年公务报告时一并报送朝廷。”

从此，汉武帝不再派兵出征，一心一意搞建设，殚精思虑谋发展。他又封丞相田千秋为富民侯，以表示他从此要与民休息，大力发展生产，让人民尽快富裕起来。《轮台罪己诏》的颁布，标志着汉武帝末年政策有了根本转变。他在改正自己过失、停止连续30多年的大事征伐的同时，将国家的政策重点转变到重视农业生产、减轻群众负担、恢复民力上来，凡是伤害老百姓或浪费天下财物的事一概不做。这些-上的改革，挽救了当时濒危的局势，使社会矛盾得以缓和，因而使汉朝没有陷入秦末的厄运。司马光为此评论说：“汉武帝穷奢极欲，刑罚繁重，横征暴敛，对内大肆兴建宫室，对外征讨四方蛮夷，又迷惑于神怪之说，巡游无度，致使百姓疲劳凋敝，很多人被迫成了盗贼，与秦始皇没有多少不同。但为什么秦朝因此而灭亡，汉朝却因此而兴盛呢？是因为汉武帝晚年能改变以往的过失，将继承人托付给合适的大臣，这正是汉武帝之所以有造成秦朝灭亡的错误，却避免了秦朝灭亡的灾祸的原因吧！”（《资治通鉴》卷二十二）

以后有人把这一诏书说成是中国皇帝第一个正式的自我批评文件，此话虽然不完全符合历史事实，但与至死拒绝认错的秦始皇之流相比，汉武帝确实要可爱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