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这个名字被提及得越来越多了，这是个令人欣慰的现象。这位五四启蒙运动的思想家、白话文运动的理论奠基者，这位一生坚持“独立”的大学者，在大陆1954年的“红学”论争中，遭到了举国上下的大批判，曾经被许多人挂在嘴边的“我的朋友胡适之”，不再也不敢被人说起了，人人噤若寒蝉避之不及。如果说鲁迅被抬到了一个圣坛的偶像地位，那么胡适是被流放到了一个被遗忘的角落。如今我们知道，将鲁迅抬上圣坛，将胡适忽略不计，实际都是对二人的不恭，也是对后人的误导。

“坚持自由主义一生的胡适，以与这一信仰相匹配的温和态度坚持了60年，他既未被那个时代所激怒，在激怒中一起毒化，又未被逃避那一时代的文人情趣所吸引，始终以一种从容的态度批评着那个时代，这样一种平和态度，在那样污浊的世界里坚持了60年，不是圣人也是奇迹”。的确，尽管对胡适的学术成就向来存有较大争议，但他的人格力量，中国近现代史上还无人能比。我很赞同谢泳的观点，“过去语文教材里不选胡适的文章，无论是对做文章还是做人，都是大损失。”

事实上，将鲁迅与胡适放在一起来讨论与思考，根本原因还在于，这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两种不同选择”。

与鲁迅的思想深度、毫不妥协、坚韧诸多品质相比，胡适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平常心态，是渐进的，理性的。正如世界有好就有坏，有前就有后，有强势就有弱势，有激进就有保守，如果把鲁迅的犀利、深刻看作激进思想的表达，那么不妨把胡适看作是介于激进与保守之间的温和状态——胡适当然不保守，而且，在中国来说，保守总是不那么好的词。

二人的区别，钱理群一语道破：“鲁迅是体制外的、批判的立场，胡适是体制内的、补台的”。胡适的这种温和状态，在当时的社会环境中可能既不讨激进派的好，也未必会被保守派认同；既为大陆所批判，也为台湾岛内所攻击。我们一直以为，以胡适与蒋介石的亲密关系，应该始终为其所重，但在1956年，国民党照样认为胡适的-主张“完全近乎一种天真的妄想”，攻击胡适是让“人们尊崇他为自由主义的大师”。也许在一个进入平和状态的社会当中，胡适的思想才会让人们更清楚地认识，更自然地接受。

在知识分子前行的路上，尽管也有钱穆般的严谨学业可选择，但基本上来说仍不离鲁迅与胡适所开创的两条路。如果要在人生路上选择一位追随者，你是选择胡适，还是鲁迅？ （《胡适还是鲁迅》谢泳编　中国工人出版社2003年12月第1版 文章来源：南方都市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