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时候（指1965年初），我们这个国家在某些部门、某些地方被修正主义把持了，真是水泼不进、针插不进。当时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但就在这个红色城市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最后文章写好了，我看了三遍，认为基本上可以，让江青同志拿回去发表。我建议再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但江青同志建议：“这文章就这样发表，我看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姚文元的文章发表以后，全国大多数的报纸都登载了，但就是北京不登，后来我建议出小册子，也受到抵制，没有行得通。

江青1967年4月12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也详细地讲过这篇文章的写作过程。她说：

有几年我害病，为了恢复健康，医生要我参加一些文化生活，锻炼听觉和视觉。这样我就比较系统地接触了部分的文学艺术问题。哎呀，觉得这个问题就大啦！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或者是被歪曲了的工农兵的形象。……1962年，我同中宣部、文化部的4位正副部长谈话，他们都不听。对于那个“有鬼无害论”，第一篇真正有分量的批评文章，是在上海请柯庆施同志帮助组织的，他是支持我们的。当时在北京可攻不开啊！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我在革命现代京剧会演以前，作了调查研究，并且参与了艺术实践，感觉到文艺评论也是有问题的。我那儿有一些材料，因为怕主席太累，没有给主席看。有一天，一个同志把吴晗写的《朱元璋传》拿给主席看。我说：别，主席累得很，他不过是要稿费嘛，要名嘛，给他出版，出版以后批评。我还要批评他的《海瑞罢官》哪！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明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保密了七八个月，改了不知多少次。春桥同志每来北京一次，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我们这里是无产阶级专政，我们自己搞一篇评论文章，他们都不许。气愤不气愤哪！我们组织的文章在上海登了以后，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当时我觉得，才怪呢，一个吴晗完全可以拿出来批嘛，有什么关系！

从毛泽东和江青的叙述中可以看出：一、在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问题上，他们两人的意见是一致的。毛泽东说：“我建议江青同志组织一下写文章批判《海瑞罢官》”；江青说：“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有的书说姚文元批《海瑞罢官》文章的策划组织者是江青，不错，但事实表明这“策划组织”是毛泽东建议或允许的。正因为这样，姚文元这篇文章成为他决意发动“文化大革命”总战略中的一步棋，第一步棋。二、彭真“拼命保护吴晗”，北京“水泼不进，针插不进”，《海瑞罢官》的文章在北京“无能为力，无奈只好到上海去组织”，类似的话毛泽东不止一次说过。1966年10月25日，他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去年九、十月份提出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地方怎么办？我就感到北京我的意见不能实行。为什么批判吴晗不能在北京发起，而在上海发起呢？因为北京没有人办。”三、江青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文章是秘密的，“保密的”，在-局委员中除了柯庆施以外，谁都不知道；文章写好后，毛泽东建议“让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一下”，江青则说，“不用叫恩来同志、康生同志看了”，“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从江青的说法可以看到：第一，所谓“中央领导同志”，除毛泽东外，既没有排在第一位的中央副主席刘少奇，也没有总书记邓小平。至于彭真、陆定一，那就更不在话下了。尽管从组织程序上讲，他们与这件事有直接关系；第二，所谓“他们扼杀这篇文章”，这个“他们”，当然不是指康生，而主要是指刘少奇、邓小平、彭真、陆定一等。事实也正是这样。姚文元的文章在上海发表后，受到以彭真为首的北京市委和以陆定一为首的中宣部的抵制，用江青的话说，就是“北京居然可以19天不登。后来主席生了气，说出小册子。小册子出来，北京也不给发行。”这还了得！然而，说不定，这正是毛泽东为发动“文化大革命”所正要造成的一种局面和情势呢！

关于批判《海瑞罢官》，的确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一步棋”、“一把火”，这在党的文献中也有明确的表述。经毛泽东审阅和修改过的林彪做的九大报告，在叙述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过程这一节中说：“……接着，毛主席又发动了对《海瑞罢官》等大毒草的批判，锋芒所向，直指修正主义集团的巢穴——刘少奇控制下的那个针插不进，水泼不进的‘独立王国’，即旧北京市委。”

批判吴晗，矛头指向的是北京市委，是北京市市长彭真及“一大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五一六通知》集中了毛泽东半年多来的所思、所想、所谈，成为“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

有一个问题，或者说一个“谜”，十分值得人们深思。这就是：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要拿吴晗开刀？只因为吴晗在20世纪60年代初写了《海瑞罢官》，而其“要害是‘罢官’”，即为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罢了官的彭德怀“鸣冤叫屈”，这好像说不大通。这样做，充其量只不过能提高或增强吴晗“问题”的严重性，给他扣上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主席”的帽子；而彭德怀是早已被打倒和下台的人了，翻腾彭德怀的问题，对搞一场“文化大革命”远远不够。毛泽东说“《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尽管当时也云里雾里搞得沸沸扬扬，并且上了中央文件，但说到底也只不过是一个借口和筹码。实际上重要的问题和原因恐怕是因为吴晗是北京市的副市长，“牵一发而动全身”，整吴晗可以作为整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入手处。毛泽东本来赞扬姚文元的文章好，好在点了名，但说它没击中要害，即未点“罢官”；后来，即1970年，毛泽东在会见美国友好人士斯诺时却又说：“关于《海瑞罢官》，那篇文章击中了我们的敌人的要害。”这击中敌人的“要害”又是指什么呢？显然就是姚文元的文章为揭开北京市委以及中央一些人的“问题”架了桥，开了路。1966年第9期《红旗》杂志在《彻底批判前北京市委一些主要负责人的修正主义路线》的社论中说，姚文元评《海瑞罢官》的文章“触怒了前北京市委那帮修正主义老爷们”——用以激怒北京市委，这恐怕是真正的底蕴和天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