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会议不但把年初扩大的中央工作会议(亦称七千人大会)上提出的让人说话，发扬民主，重申1957年说过的要造成“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局面”，完全改变过来，打破了意识形态方面难得的平静，并且把1957年以来的“左”的发展为一套完整的理论。对此，《人民日报》的领导者们一时很难跟着转这个弯。

当时，《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正新开一个《长短录》杂文专栏，请夏衍、吴晗、廖沫沙、孟超、唐弢等国内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学者撰稿，目的是要进一步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表彰先进，匡正时弊，活跃思想，增加知识。这个编辑方针的深刻性和正确性，是无可置疑的，只不过没有体现“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精神而招致大祸，被江青一伙诬为“报社内部反党分子和社会上反党分子结合的产物”，编者和作者统统陷入罗网。

在毛泽东发表讲话不久，江青抓住机会，找宣传。文化部门的负责人谈话，说“在舞台上，银幕上表现出来的东西，大量的是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东西”，急于要拿文艺界开刀。但当她提出要批判《海瑞罢官》时，却无人响应。

江青当然不会善罢甘休。1964年，北京召开全国京剧现代戏观摩表演大会，演出期间，她找到《人民日报》文艺部编辑李希凡，要他写文章批《海瑞罢官》。江青不事先找《人民日报》总编辑吴冷西，而是绕过吴冷西，直接找她心目中的写作对象。这一举动，说明他们一开始就不打算按-党规则办事，而要另搞一套。

用来批判资产阶级权威的一批《文学艺术资料》，其中包括《海瑞罢官》和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邓拓等人写的《燕山夜话》，已发到全国县一级单位。即使这样，也没能推动对《海瑞罢官》的批判。江青已经看出，在北京是攻不下《海瑞罢官》的，于是她跑到上海，借上海攻北京。

江青在-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柯庆施的支持下，与上海市委书记处候补书记、宣传部长张春桥合作，找到上海《解放》杂志编委姚文元执笔，终于如愿以偿。

1965年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以下简称姚文)。文章异乎寻常地向北京市副市长、史学界权威吴晗挑战，并且把学术问题扯到了-上：

《海瑞罢官》这张“大字报”的“现实意义”究竟是什么？对我们社会主义时代的中国人民究竟起了什么作用？要回答这个问题，就要研究一下作品产生的背景。

大家知道，1961年，正是我国因为连续3年自然灾害而遇到暂时的经济困难的时候，在帝国主义、各国反动派和现代修正主义一再发动-高潮的情况下，牛鬼蛇神们刮过一阵“单干风”、“翻案风”。他们鼓吹什么“单干”的“优越性”，要求恢复个体经济，要求“退田”，就是要拆人民公社的台，恢复地主富农的罪恶统治。那些在旧社会中为劳动人民制造了无数冤狱的帝国主义者和地富反坏右，他们失掉了制造冤狱的权利，他们觉得被打倒是“冤枉”的，大肆叫嚣什么“平冤狱”，他们希望有那么一个代表他们利益的人物出来，充当他们的代理人，同无产阶级专政对抗，为他们抱不平，为他们“翻案”，使他们再上台执政。“退田”、平冤狱”，就是当时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革命的斗争焦点。

这段文字咄咄逼人，充满火药味，中国问题到了如此严重的地步了吗？大家忧心忡忡。如何对待这篇文章，使《人民日报》处于两难境地。转载嘛，又不愿做违心事，登不赞成其观点的文章；不转载嘛，文章气势汹汹，来头不小，又怕承担不起责任。只好请示总编辑吴冷西，吴冷西说他要请示中央。

过后，吴冷西通知编辑部，中央决定不转载，并说，“姚文”是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目的是要整北京市委，不是中央的意思；“文革”联系“翻案风”、“单干风”，太勉强；批评《海瑞罢官》涉及《人民日报》发表过的《论海瑞》，那篇文章是经过胡乔木修改的，要慎重。

吴冷西当时不仅是《人民日报》总编辑，他还同时兼任中央宣传部副部长、新华社社长，掌握着舆论大权，而且被认为是最接近中央的“通天”人物，他说的话历来是很具分量的。这一次却不同了，他所传达的“中央决定”，虽然得到了大家的拥护和支持，但并不能稳住大家的情绪，消除大家的疑虑。

最令人不解的是，“姚文”在上海秘密搞了一年，九易其稿，此事当时对党中央，包括周恩来都是保密的。吴冷西更不知底细，所以《人民日报》一直陷于被动。毛泽东当时不在北京，正逗留在上海和杭州，江青和上海市委搞的“姚文”，可以瞒着周恩来，但不能瞒着毛泽东；不经毛泽东同意，怎敢借《海瑞罢官》向北京市委发起进攻？

到了11月底，事情突然起了变化。29日夜，吴冷西电告编辑部，说中央决定北京各报转载“姚文”，并排定29日《北京日报》转载，30日《人民日报》转载，12月1日《光明日报》和《-报》等其他报纸转载。因事关北京市，让《北京日报》早一日转载，把主动权让给北京市委，并提出转载“姚文”后，要根据百家争鸣的方针，充分开展学术讨论。

11月29日，吴冷西主持起草转载“姚文”的编者按语，指出如何对历史人物和历史剧的评价问题多年来没有得到正确解决，需要系统地进行辩论，要以理服人，并强调有批评的自由，也有反批评的自由。这个按语把评《海瑞罢官》放在学术的范围内，并强调这是中央精神。

可是，《-报》并没有按中央规定的日期转载，而是抢在29日提前一天将“姚文”刊出，并在编者按语中指出《海瑞罢官》是株大毒草。这个调子与第二天《人民日报》转载的按语大相径庭。军报的按语受到了中央的批评，中央认为在讨论没有开展以前，将它定性为“大毒草”，不利于争鸣。12月3日，在中央一级各报负责人会议上传达“海剧”的讨论时，仍然强调要对问题不对人，既不是要把吴晗搞臭，也不要把学术讨论集中在吴晗一个人身上。

1965年12月8日，《红旗》杂志第13期发表了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借批判胡适，不指名地批判了吴晗、翦伯赞的历史观。

在《海瑞罢官》问题上，两军对垒局面已经形成。《人民日报》仍继续按学术问题开展讨论。12月，《人民日报》发表了邓拓以“向阳生”为笔名写的《从海瑞罢官说到道德继承论》。12月15日，《人民日报》刊出《海瑞罢官问题的各种意见的简介》，摘录了各地报刊讨论中的不同意见，有赞成“姚文”的，也有赞成吴晗的，目的在于贯彻“双百”方针，推进讨论。

12月25日，吴冷西得知《北京日报》27日要发表吴晗的检讨，要编辑部于同日发表一篇有分量的批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指定去中宣部，要署名“方求”的文章《〈海瑞罢官〉代表一种什么社会思潮》，并规定，28日《北京日报》转载《人民日报》刊登的方求的文章；《人民日报》转载《北京日报》刊登的吴晗的检讨。《人民日报》发表方求文章时写了个后记：“在本文发表时，才看到吴晗同志的文章，文中的问题，我们尚未研究，留待以后讨论。”《人民日报》一方面在进行学术讨论，另一方面又在把这场讨论往-斗争的道路上引作准备。这个后记完全是出于“防人之心不可无”，为自己下一步争取主动留下一点余地，但为时晚矣。

从《二月提纲》到《五一六通知》

进入1966年，《人民日报》更加到了无所适从的地步。

《人民日报》元旦献词：《迎接第三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1966年》，仍按中央既定方针，号召全国“努力争取用二三十年的时间，赶上和超过世界科学技术的先进水平，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