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按照这位深入中国宫廷的法国学者、皇帝的科学顾问和教师的叙述，我们可以推断，所谓康熙的孙子乾隆皇帝虚荣无知，因英国人不肯下跪就不愿意与英国通商的说法，不过是某些心怀恶意的历史故事大王无聊的编造，完全不符合当时的历史事实。

真正的历史事实其实是这样的：1793年的马噶尔尼使团在被盛情招待后，提出的竟然是如下与“贸易”毫不相干的要求：一、请于舟山附近划一不设防之岛，归英国商人使用，以便英国商人休息、存放一切货物、且永久居住。二、请于广州附近得一同样之权利，且听任英国人自由来往，不得加以禁止——而这其实也就是割地。乾隆皇帝理所当然地回绝了这一要求，也正是根据这一无礼要求。乾隆才判定了英国人的野蛮和无知。在给英王的敕书中，他这样义正词严地教育英国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严，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此事尤不便准行。”

毫无疑问的是，乾隆对于他国在东南沿海的任何动作显然均存戒心，这种戒心一开始未必就是针对英国人，甚至也不是针对任何外国人的，更不是针对贸易的。大清对于海洋边疆的戒心，其实主要是由于长期的台湾问题造成，是出于领土的原因。正是为了防止台湾郑氏王朝的袭扰，康熙才发布了禁海令。由于当年台湾曾得到荷兰海军的军事援助，故乾隆时代，大清理所当然地依旧警惕地注视着外国势力干预台湾的可能性，防止那里再次成为任何人进攻大陆的海上根据地。因此，关于那次著名接见，首先也是尤其必须澄清的一点是：乾隆并非拒绝海上贸易，而是不允许开放一个海岛，作为英国商人的货物贮藏地和战略根据地。所谓兹事体大，这事涉关领土，而不是贸易，而这恰恰说明了他的精明警觉、深谋远虑。

乾隆并非只会读书写字的太平皇帝，他是在炮火连天的战场上锻炼出来的鹰派军人。在严峻的边疆挑战中，乾隆经历了无数艰难险阻才将中国历史推向鼎盛。西藏、新疆问题他从来没犯过糊涂，中国西南、西北边疆的安定是他数次亲征，率领自己的子弟兵浴血奋战保下来的。崽卖爷田不心疼，我们今天批判历史上的专制主义，但并不意味着要反过来为帝国主义的侵略辩护，更不意味着全面割断历史，好像中国历史5000年，除了“专制”二字以外什么也没有，清朝更是除了辫子别无长物。说白了，我们今天的版图就是大清挣下的；乾隆一生起码没有丢过一寸中国领土，而是扩大和保卫了中国的版图。对他而言，肯定是丢掉一寸领土都肉疼，宁舍金银不卖地，这朴实的农民性格，其实也就是大陆统治者的底线。仅凭这一点，给他个民族英雄的称号也不为过。

把乾隆描绘为谁给他糖吃、谁给他磕头他便高兴的弱智儿童，只能说明“故事大王们”歪曲历史的水平太低，到了连谎话都编不圆的程度，况且谎言重复一万次也不等于真理。乾隆当年并不在乎马噶尔尼是否给他磕头，何况乾隆拒绝马噶尔尼的根本也不是贸易，而是拒绝给英国一个岛作货物集散地，这一条在历史上白纸黑字、清清楚楚，容不得歪曲。而乾隆这种考虑，其实完全是基于台湾的经验，基于战略原因、领土安全作出的。历史证明，他的考虑实际上是十分正确的，即使在今天，我们依然不能允许香港和台湾成为颠覆大陆的根据地，也就是出于这个原因。

值得强调的历史事实是：早在东南海禁未开之前，大清就有开放口岸之举，而且开放的还是与台湾郑氏军事对峙的厦门（见《闽海纪要》），好比今天的“小三通”。康熙23年（1684年）海禁止，大清即开澳门、漳州、宁波、江苏云台山为四个通商口岸，随后又开广州、厦门、上海通商（见戴逸《简明清史》）。尤其重要的是，在广阔的陆地边界，大清一直开放着大规模的国际贸易。近代中国的研究中，一个说来可笑，却从来就没有被解释过的问题是：是否只有中国向英国开放才算是开放？只有海洋贸易才是贸易，而陆地上的贸易数额再大，它也不是贸易？按照这个糊涂逻辑，那么欧洲大陆上的贸易，乃至南欧与北欧之间、欧洲经奥斯曼帝国与阿拉伯世界之间就从来没有存在过贸易？如果真是这样，那从威尼斯共和国到荷兰，资本主义在欧洲发迹的历史岂不就一笔勾销了？！而且，荒唐的恐怕还不仅仅是这个，更在于——我们是否完全忘记了：当年坚决不同意与英国进行海洋贸易的，不仅仅是咱们大清一家、乾隆一人，而是包括世界上几乎所有伟大的国家及其英明君主——在欧洲有荷兰，在荷兰之后有美国、法国，特别是19世纪后期以来，提出了一整套反所谓自由贸易的-、经济、文化政策的德国。他们全都曾经比咱大清更为彻底而坚决地反对过英国的自由贸易和海洋贸易，而且这些国家都曾经或者依旧是世界领袖、霸权豪杰，难道他们坚决不跟英国做生意就是英明正确，偏偏大清不跟英国做生意就成了罄竹难书的罪恶？难道反对英国就等于反对贸易，拒绝英国就等于拒绝文明、拒绝现代化？这种滑天下之稽的说法，我想大概只能产生于20世纪后期中国极其荒谬的后殖民语境中。这是非常值得我们反思的。

其实，清朝不但从来没有一般地反对过国际贸易，它一直与沙俄保持着长期的贸易关系。而且这种贸易关系，也并不仅仅是出于单纯的国家税收考虑，因为它一直是修好北方邻邦，稳定大清西北边疆的重要方式。

早在与英国进行大规模贸易之前，大清与沙俄就在恰克图这个地方进行巨大的贸易活动，这恐怕是近代中国历史上规模最为庞大的国际贸易。正如白晋所说，这种贸易的税收还非常低。也正因为大清并不把贸易作为国家税收的主要来源，因此才使得商人在贸易中获得了最大的利益——仅就这一点而言，就能说明大清并非是闭关自守的，更不能说它是拒绝自由贸易。

但是，大清与英国对待贸易的态度的确又是完全不同的。恰恰是这种态度和原则的不同，才成为日后中英在贸易问题上发生尖锐冲突的关键原因，也成为揭开近代历史的重要线索。

最简单地说，这种原则和态度的区别就在于国家应该在贸易中扮演何种角色问题。换句话说，国家是否应该将自己等于贸易公司的保安队长，或者市场上的-老大——靠收取商贸“保护费”发财？所谓美妙的“自由贸易”，是否说白了就是指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