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看来，我们在介绍理解域外经典的同时，尤其应该致力的，乃是用自己的眼光去发现自己的问题；中国文献典籍向称浩瀚(也被视为陈陈相因)，能否以有别于传统方法的某些视角，从前人未曾留意的地方发现一些有重要价值的东西？以下是笔者的尝试，并以四本书作为具体例子：《杜工部诗集》、《白居易集》、《武林旧事》、《大诰》。

《杜工部诗集》

国民在酷税酷役的威压之下，连哭诉的权利都没有，杜甫于此了然于胸，写来自然痛切入骨，从而成为对制度特质把握最为深刻的伟大文学家。

将杜甫诗集列为“制度经济学要籍”，似乎有点出人意料，实则不然。且不说杜诗深刻表现了极其广泛的制度现象而被历代视为“诗史”，单是我们习焉不察的书名“杜工部诗集”，就曾引来周作人的审视，他说杜甫这样伟大的诗人，其声名竟然要依靠“工部员外郎”才能立足，这颇值得留意，因为在西方从未听说过“歌德丞相”、“培根水部”之类滑稽的称谓。

杜诗中值得经济学家留意之处太多了，随手举极寻常的两句：“莫笑田家老瓦盆，自从盛酒长儿孙”(《少年行》)———这是写城里的年轻豪侠偶然造访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