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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古书中的“制度经济学”

    农家,主人为款待来客,罄其所有,自愧家贫没有稍好的器具以盛酒时的情态。三辈人仅有一只“老瓦盆”,我们不能不由此产生疑问:为什么“田家”商品消费额度如此之低?

    虽然“田家”是国家经济基础的主要支撑者,但是他们除延续生命的最低需求之外,很少另外的生活消费,这是中国千百年历史中最习见的现象,即所谓“耕作之家,终岁勤动,不过仰事俯育之资”。中国农民很早就进入市场,但其经常性的目的并非为了改善生活和扩大再生产,而是为了完纳官府横加的沉重赋税、偿还窘迫境遇中的借贷;因此他们被迫而进入市场,非但不可能像中世纪后期英国农民进入市场那样促使自身经济力量的积累壮大,相反却更加贫穷了,如《汉书》中说的:“今农夫五口之家,……勤苦如此,尚复被水旱之灾,急政暴赋,赋敛不时,朝令而暮改。当具有者半贾而卖。”为天灾赋役所迫,农民只能以低于所值一半的价钱出售自己的东西。

    至于农民那少得可怜的一点儿消费品又是什么样子呢?杜甫《绝句漫兴》说柴门荒村中仅有“苍苔浊酒”;陆游名作《游山西村》也说:“莫笑农家腊酒浑。”问题是,为什么农家只能消费质量低下的“浊酒”?一读范成大《四时田园诗》才知道,原来强制售给农民的“官酒”质量更劣,以至村民祭神时宁愿用土酿水酒:“老盆新熟杜茅柴,携向田头祭社来。巫媪莫嫌滋味薄,旗亭官酒更多灰。”类似例子,又如王安石所说,由于“官场所出(之茶)皆粗劣不可食”,所以民间私茶禁而不绝。

    为什么世界上某些国家能够率先发展出近现代宪政体制,而另一些国家在走出中世纪的过程中却始终举步维艰?关键是统治者取得赋税的方式不同:在“契约税制”、“协商税制”环境下,国家税收必须建立在国民合作的基础上,国民对于过度恶税的反制能力,迫使统治者必须学会支付-代价,以换取纳税人的合作认同,于是,逐步建立代议机构,以便与纳税人讨价还价(如13世纪后的英国)成为惟一的选择;国民意愿被纳入包括财政体制在内的国家制度格局,因此就成为一种越来越难以被撼动的制度惯性。

    但是如果国家获取赋税的制度路径成本极低,并且这种路径长期得到延续,那么统治者就决不会去学习如何倾听纳税人的声音。如此再来看杜诗中关于官府赋税重压之下老百姓惨状的名句:“哀哀寡妇诛求尽,恸哭秋原何处村”(《白帝》);“堂前扑枣任西邻,无食无儿一妇人。不为困穷宁为此,……已诉征求贫到骨”(《又呈吴郎》),虽只有短短几句,但已直截了当地说明了当时赋役制度的两大性质:第一,它是以泰山压顶之势威临于无数“编户民”头上的,因此可以轻而易举实现“诛求尽”“征求贫到骨”而不会受到有效的阻遏;第二,诛求对象极端弱势化,倾家荡产时也只能作为分散个体而“恸哭秋原”(在远离权力源头、决策和信息中心的地方哭泣),此外很难想象再有任何稍微有效的诉求方式和反制能力。在这样的制度结构中,纳税人的意愿当然万难被统治者视为与自己的利益和命运相关,更不可能以此为起点而建立起讨价还价的代议制-机构以及支撑运行此类机构的宪政法理。

    国民在酷税酷役等威压之下,连哭诉的权利都没有,杜甫于此了然于胸,写来自然痛切入骨,从而成为对制度特质把握最为深刻的伟大文学家。比如《前出塞》写役夫的命运:“弃绝父母恩,吞声行负戈”;《兵车行》名句:“况复秦兵耐苦战,被驱不异犬与鸡!长者虽有问,役夫敢申恨?”他抓住的这个问题始终是制度要穴,后人不得不反复面对这样的悲剧,如宋代苏轼所说:“抽钱算间口,但未榷羹粥(除了饥民糊口的“羹粥”之外,百姓每个人和每间屋都承担重税);当时夺民田,失业安敢哭?”再如明代海瑞的痛心疾首和无可奈何:“官爵贿赂,夺魄动心;国病民冤,如聋如哑!”

    这千年不变的制度定势,恰与中世纪后期欧洲的发展方向形成对比:“欧洲农民的社会环境,特别是在意大利、法国和佛兰德,在人身和财产权利方面已经不像人们普遍想象的那样恶劣。许多农奴,以前按领主的意愿随便被征税,此时也上升到维兰(Villani,或译为“隶农”,指欧洲中世纪时人身依附于领主的农民,他们耕种领主的土地并向领主提供名目繁多的赋役,没有脱离庄园的权利,但是领主又必须世代保证他们的生存和安全,不得将他们买卖)的地位,于是他们的义务靠习惯法确定,领主不能再任意改变税额和强征税。”(詹姆斯·W.汤普逊:《中世纪晚期欧洲经济社会史》)

    《白居易集》

    早在黄宗羲之前800多年,白居易就清楚地说明:在允许和鼓励官吏用加倍盘剥百姓之所得满足私欲、邀宠求进的制度中,任何税制改革都难有实质的意义

    从白居易的大量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王朝中衰过程中,经济危机与-危机“共振”下局势的迅速恶化以及众多相关的经济现象:名义上是买卖双方协商价格、而实际是官府强制征派的“和买”、“和雇”制度蠹民之甚;皇帝走卒对市场的公开掳掠;国家财政制度非但不能阻遏统治者私欲的空前膨胀,相反却只能屈从其威势而使这种膨胀制度化(在中央财政之外专设供皇帝奢靡之需的“琼林库”“大盈库”)……再看他对“租庸调制”改为“两税制”这中国税制史上重大改革过程和结果的描写:

    国家定“两税”,本意在忧人。

    厥初防其-,明敕内外臣:

    “税外加一物,皆以枉法论。”

    奈何岁月久,贪吏得因循;

    浚我以求宠,敛索无冬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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