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社会的奇迹

康乾时期之所以能以盛世得名，在很大程度是因为这个时期的经济创造了中国传统社会的奇迹：它在承受了前所未有的人口-压力(在盛世时期，中国人口从1亿增至3亿)的同时，满足了清廷日益增加的财赋需求，并使经济发达地区百姓生活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在康乾时期，政府财政收入在长时期内保持了较高增长，户部存银大幅度增加，像乾隆三十三年(公元1768年)户部存银达7182万两，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的两倍有余。财政收入增加，使清朝得以发动多次战争消灭分裂势力，维护国家统一，抵御外来侵略，并组织大规模的文化建设工程，推动中国学术文化的繁荣。

文化气象

学术文化的集大成是康乾时期中国文化的显著趋势。学术在任何时候都是客观社会生活在精神领域的集中体现。与繁荣的社会形势相适应，康乾时期的学术文化表现出全盛之世特有的恢宏气象，以考经证史为重要特色的汉学兴起，推动着学术向集大成方向发展。汉学对清代学术的贡献，不但表现为它彻底结束了宋明理学在学术领域中的独尊地位，也表现为它促使知识界比较彻底地摆脱了元明以来学术研究的空泛之风，开始以科学的态度和严谨的方法，对数千年文化遗产进行系统的考订和整理。康乾时期古籍研究、整理所涉猎的范围异常广泛，包括经学、史学、天文、古算、地理、农学、医学等方方面面，从比较宽广的范围展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当然，古籍整理最重要、最具代表性的成果是众所周知的《四库全书》。《四库全书》将中国历代重要典籍完整抄录下来，分编于经史子集四部四十四类之下，内容浩瀚，包罗万千，可以说是中国传统学术文化之总汇。由纪昀等人在此基础上撰写的《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考古必衷诸是，持论务得其平”，反映了18世纪中国学术的最高水平。尽管清廷在编纂《四库全书》过程中存在着删改、销毁“违碍”、“悖逆”书籍的一面，但毕竟第一次系统地整理了中国古代的典籍和社会思想，故《四库全书》的编纂一直被清代学术界誉为“会诸家之大成，光稽古之圣冶”，乃“文冶之极隆而儒士之珠荣”。值得充分重视的是：《四库全书》的编纂进一步推动了清朝学术的全面发展，时“海内从风，人文炳蔚，学术昌盛，方架汉唐”。

悲剧之源：盛世中的危机

尽管康乾盛世是一个辉煌的时代，但也是一个充满悲剧色彩的时代。这种悲剧色彩从两个方面可以清楚看出：一是从18世纪末年以后，社会危机不断爆发，昔日繁荣一时的清朝社会很快陷入萧条冷落的“中衰”之中：民众反抗不断，自然灾害频仍，官僚腐败盛行，政府府库空虚，财政困难，“国与民皆患贫，* 伪日滋，祸乱相继，士习益漓，民心益竞，其由来也甚渐，其消息也甚微”，乾隆等人孜孜以求的“持盈保泰”随之成为泡影；二是在中国传统社会空前的大繁荣中，中国落后于西文世界发展水平成为定局，控落后挨打的悲惨命运实际上是在康乾盛世时期最终铸定的。导致清朝盛衰之变的原因很多，但最直接的原因却只有一个，那就是清朝统治者未能，也不可能处理好关系到清代社会发展前途与命运的两个关键问题：一是-腐败，二是对外关系。

腐败愈演愈烈

政风好坏，从来都关系到朝代兴亡，盛衰隆替。清朝统治者对政风一直高度重视，想方设法保持官僚队伍的廉洁与勤政。康熙时代主要通过皇帝亲作表率，宣传理学说教以提高-队伍的道德素质。雍正则以务实的态度，一方面通过养廉银改善官僚待遇，另一方面采取严厉措施，惩治贪官污吏。这些措施在当时都收到了较好的效果。

然而，到乾隆中叶以后，局势为之一变，官僚队伍的腐败一发不可收拾，“大抵为官长者廉耻都丧，货利是趋”，不但中下级官员纷纷贪污受贿，而且像大学士这样位至“宰辅”，深受皇帝信重的高级官僚，也营私舞弊，贪赃枉法。尽管乾隆厉行惩处，诛杀大批贪官（其中包括不少总督、巡抚等高级官僚），但收效甚微，“诛殛愈众而贪风愈甚，或且惴惴惧罹法网，惟益图攘夺”刻剥，多行贿赂，隐为自全之计”。乾隆时期-腐败愈演愈烈，除了专制独裁政体自身的局限外，还和皇帝本人纵情享乐，以及朝廷不能根据形势需要及时调整政府与官僚利益分配关系有关(如乾隆时期物价上涨，而官僚物质待遇未能及时调整)。此外，清廷惩贪宽严脱节，司法部门不能秉公执法也大大加重了腐败的程度。

腐败必然导致灭亡。在中国历史上，引发盛衰之变，导致社会动荡的根本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腐败，而不可能是一些人所鼓吹的-异己的煽动和策划，或严重的自然灾害。原因很简单，如果普通百姓能安居乐业，那么少数人的煽动不可能使他们轻率地抛弃家产，铤而走险；如果统治者仍具有清醒的头脑，官僚队伍仍保持着严密的组织性和行政效力，那么，它更不会在严重的自然灾害面前．消极救灾，以致自然灾害“趋饥民为盗贼”。因而，繁荣能维持多久，统治能否长期保持稳定，关键取决于政权自身的状况。

拒绝开放闭关自守

康乾时期中国社会所处国际环境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巨变：在西方世界，产业革命爆发，启蒙运动风行，资产阶级革命风起云涌，欧洲列强凭借自己强大的综合力量，力图按自己的意志重新改造世界，相形之下，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国际地位正日渐衰落。尽管康熙以浓厚的兴趣积极向传教士学习天文、数学、医学等方面的知识，乾隆及其皇子也对外国的科学发明保持着相当的兴趣，对西洋的军舰尤其印象深刻，而清迁“钦天监用西洋人，累进为监正、监副，相继不绝”，但是，西方列强侵略的严惩危险，沙俄对中国领土的侵略，对分裂势力的支持，促使清朝统治者不得不采取措施加强对陆疆的防御。而对海上殖民势力的威胁，清朝也深感忧虑。面对海上殖民势力的不断进逼，康熙强调“海防为要”，“凡事不可小视，往往因小失大”，预言：“通海口子甚多，此时无碍，若千百年后，中国必受其害矣”，即生动地反映了清廷对西方侵略的担心。

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清朝统治者的处理是十分简单的，那就是尽量减少和西方的往来，在厉禁天主教传播以后，又实行严格的限关政策，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利之所在，瑕衅易滋”，于是更定章程，千方百计将洋船限制在广州。随之而来，中西交流减少了，大清帝国虽然凭借其统一的雄姿，繁荣的形势，辽阔的领土，众多的人口，在短期内保持住了作为东方大国的虚假形象，但她和发达国家的距离已经越拉越大。虽说中国的落后不始于清朝，但说清朝统治者所推行的闭关政策加快了落后进程，加深了落后程度无论如何是不过分的。故当1793年英使马戛尔尼来华时，他就敏锐地察觉到了清朝的衰落，将之视为“一艘破烂不堪的头等战舰”，预言它迟早会“不再有纪律和安全”，“英国从这一变化中将比任何其他国家得到更多的好处”。果然，康乾盛世结束后不到半个世纪，鸦片战争就爆发了，中国随之陷于丧权辱国的苦难深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