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其实误解了戴笠及其同志,戴笠们是很平常的。甚至可以说,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无处不在。
在穷困的日子里,戴笠也不曾忘记自己的志向,不曾改变自己爱整洁的生活习惯,哪怕是俗艳廉价,他也总要保持衣冠楚楚。比方说,在杭州混饭吃时,他只有一套夏装,为了保持整洁,他通常在西湖边找一块无人之地,脱下上衣和裤子来洗,然后把衣服晾在一块有太阳的岩石上晒干,自己在一边替帆布鞋上粉,直到看上去像新的一样。而也就在这种一般人都觉得尴尬的穷讲究里,他结识了终生的朋友,当时的小学教师、后来成为蒋介石门生的胡宗南。按照戴笠的传记作家、美国人魏斐德的说法,戴跟胡宗南都是小知识分子,即今天社会学家眼里的“小平头阶级”,不自觉地具有流氓知识分子特有的自负,“ 他们各自在对方身上看出了自己对权力和地位无限的渴望”。
戴笠不仅有生活目标、理想,也有实现这些目标理想的艰苦付出。在他30岁时,听到“革命朝气在黄埔”的说法,就自改其名,取风土记“卿虽乘车我戴笠,后日相逢下车揖,我步行,君骑马,他日相逢君须下”之意立志,更名戴笠,考入黄埔军校第6期。甚至到他成为蒋的心腹之后,他仍然身先士卒,事必躬亲。为北伐收集情报,他常一个人奔走四方。当时共事的同学徐亮回忆说:“人称戴笠是英雄,我以为是怪物。这种人醉心事业,连皮肉痛苦都能忘记,非怪物而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