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拉克承认当时之所以发生“德雷福斯案”，一方面是受到反犹分子的挑唆，一方面是国家意志的产物。由于左拉等知识分子的斗争、坚持与奔走，不仅使得无辜的上尉得到昭雪，更让法国诞生了一群“知识分子”，所以“德雷福斯案”也是这些知识分子在为“自由和公正的法国”而战的表现。

影响历史的“知识分子”

“德雷福斯案”暴露了当时法国司法界的种种陋习。1896年前后，犹太裔记者拉扎尔对该案的报道促使关注该案已久的埃米尔·左拉于11月25日在《费加罗报》上撰文声援德雷福斯。次年1月13日，军事法庭第二次宣判德雷福斯有罪后的第三天，左拉的《我控诉!》发表在《曙光报》头版，在知识界和政界引起一片哗然，30万份《曙光报》在几小时内抢购一空。“知识分子”这个词从此诞生。

该文原名为《致共和国总统费力克斯·福雷的一封信》，全文指责审理案件过程中的“暗箱操作”。自始至终，左拉都认为德雷福斯是无罪的。全文一共八段，每段开头的“我控诉”都是排比句式，气势逼人。文章发表后，当时还年轻的普鲁斯特和很多学生一起为德雷福斯鸣冤叫屈，在他们的奔走下，无数知识分子签名、要求该案件重审的请愿书也在《曙光报》上发表了，其中仗义执言的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法朗士和印象派画家莫奈等。

左拉因为连续发表反对当局的文章而被起诉，并被判一年-和3000法郎罚款。左拉的战友，法郎士在1898年2月19日出庭为左拉作证。《曙光报》的主编、后来著名的政界人物乔治·克雷孟梭也为左拉四处求情。同年，法国出版了一本《法国文学界向埃米尔·左拉致敬》的书，书中那些支持左拉的人，被称为崭新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1998年是《我控诉!》发表100周年，法国总统希拉克在纪念活动上说：“让我们永不忘记一位伟大作家的勇气，他冒尽风险，不顾自身的安危、名誉，甚至生命，运用自己的天分，执笔为真理服务。像伏尔泰一样，他是最佳知识分子传统的化身。”

的确，这些为德雷福斯平反奔走的知识分子让人想到历史上反对专制的伏尔泰、拒绝承认“雾月政变”的雨果。在伏尔泰、雨果之后，在法国历史上的每一件重大事件中，都活跃着众多知识分子。

1991年，法国“新哲学”领袖伯纳德-亨利·列维为20世纪法国知识分子立传，出版了《自由的冒险历程》一书，他在书中写道，在“德雷福斯案”中，“知识分子”作为对20世纪历史最有影响力的概念，它必须具备几个要素：第一，要有左拉那样的行动，左拉以牺牲自己的声誉、财富、安宁为代价追求正义。第二，相当的数目。知识分子不是一个人而是一群人。左拉并非单枪匹马，他的背后有著名的共和党人克雷孟梭、社会民主党人饶勒斯，有著名作家法朗士、普鲁斯特、纪德，还有许许多多没有被历史记载的普通人。第三，某种明确而相对稳定的价值观，不被强权左右的对正义和良知的认定。

（据《外滩画报》张羽/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