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从一开始，我们机组在思想上对专机飞行安全问题就有了充分准备。既然苏联在两国关系问题上能做出那么多不友好的行为，可以肯定，在苏联境内的空中与地面专机保证工作也不会一帆风顺。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机组加强了对专机安全的防范意识。

１９６４年１１月５日，专机载着周恩来总理一行及越共代表团，从西郊机场飞向首都机场，然后沿国际航线向莫斯科飞去。看到总理为国家的事情操心忙碌的样子，我想起了在此之前的一次飞行。同样也是到莫斯科访问，可是，由于工作太忙，在准备出国的前一天晚上，总理还因为工作滞留在上海。我们披星戴月载着总理从上海赶回北京的时候，已经是凌晨２点多钟了。然而，按计划当天上午８点钟就要从东郊机场起飞到莫斯科访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机组还能挤出一点时间进行休息，可是总理却没有休息时间。当我们机组准时飞到首都机场的时候，总理又准时出现在我们的飞机上了。此刻，在飞机上等着总理的又是那一大摞文件。

在安全上熚颐遣扇〉牡谝桓霭旆ň褪鞘狗苫时刻处在机组的监视之中。当我们把中、越两国党政代表团送到莫斯科后，正常情况下，代表团的飞机在机场停放期间，由苏联派人警卫，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发生，机组人员想方设法不离飞机左右。为达此目的，机组的做法是，既不能让对方感觉出来我们对他们不信任，又要达到机组对飞机实施警卫的目的。于是，我们就以给飞机做机械检查为名，重新将检查窗口打开，故意把那些已经检查过多遍的地方，再反复检查数遍。偌大的一架飞机，随便找些部位，也可以检查它几天，实在没有什么可检查的，就干些清洁飞机外表的活，也能干很长时间。有时候，直接向机场调度部门申请试飞，我们驾驶飞机上天飞它一圈，使飞机随时处于良好的待命状态，只要一有情况，马上可以起飞。１１月份的北京，刚进入初冬季节，而莫斯科早已是冰天雪地了。机组成员只要想到中国代表团专机安全的重任及周总理一行在苏联的处境，就早已把严寒天气条件下外场工作带来的艰苦置之度外了。

其次，给飞机加油，是保证专机安全的重要环节。在别的工作上，我们可以通过努力避免发生差错，可是飞机使用的燃油必须由苏方提供。为了确保加进飞机的油料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想了个很好的方法，一改过去在国外给飞机加油的做法，不再通过机场调度部门申请专门的加油车辆，而是在机场看到给苏联同一机型加油的油车后，半路将他们拦住，给我们的专机加油。这样，就杜绝了可能在飞机油料问题上发生意外。在如此关键的问题上，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在关系到自己国家领导人安危的重要时刻，在机组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宁可做得更多一些，甚至有些谨小慎微，也不能因为任何一点疏漏，导致无法挽回的恶果。外交无小事，在飞机上发生的危害是不可逆转的。国家领袖在地面参加各种活动的时候，有很多安全保卫措施，有专门的保卫人员参加警卫，而首长一旦乘飞机升空，保卫人员纵有天大的本事也不能施展。空中的安全如何，全在飞行员的把握之中。难怪有的首长在登上飞机之前，会微笑着对机组人员说：“我这一百多斤可就交给你们了。”此话听起来虽然幽默，但的确说明了保证空中飞行安全的重要性。

为了封锁总理专机起飞时间的有关信息以防不测，我国保卫人员特意把机组人员召集到中国大使馆的密室，互相之间都不说话，只用手写字条的方式交谈。提前把飞机准备好，然后，采取突然“袭击”的办法，在通知对方要走的同时，立即起飞。当时莫斯科天气恶劣，机场上空大雪纷飞，跑道上冰水混合，水平能见度只有２００米。在如此困难的条件下，机组凭着高度的爱国主义精神与平时练就的过硬技术，迅速载着总理一行离开莫斯科。

代表团专机于１１月１３日莫斯科时间２２点起飞，日夜兼程，于第二天下午１６点１０分左右安全降落在祖国的首都机常当周总理走下飞机时，我透过驾驶舱的玻璃窗看到，毛泽东主席率刘少奇、朱德、董必武、邓小平等走向飞机。他们像久别重逢的战友，与周总理一一热烈握手，亲切问候，少先队员跑过来向代表团献花。就在此刻，随着记者手中照相机快门的闪动，留下了带有历史意义的宝贵时刻，把这一不寻常的场面定格在祖国的首都机常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国访问应该是常来常往的事情，但是这次出访苏联却不同寻常，党和国家领袖们全部出动到机场迎接总理的归来，其重大意义及在国际上产生的影响也就可想而知了。

后来公布于世的中国领袖“三巨人”的照片上没有了刘少奇，显而易见，是在对照片进行技术处理的过程中被去掉了。■

（本文由康庭梓整理）

（《党史博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