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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新闻要对历史负责

    第三个阶段是上世纪九十年代,职称评完了,到顶了,没什么后顾之忧,连那些不真不假的应景之作也很少写了。这十年我尽可能讲真话,力争让自己的文字对得起历史。真正实现了一个记者的最大的追求:说真话,求真理,做真人。

    历史曾让记者付出沉重的人格代价

    郭:很多人都就这样过来了,你为什么会是不一样的一个?

    杨:这个过程也是很痛苦的,是一个否定自己的过程,特别是否定那些被别人看成是自己成绩的东西。在我说的第一个十年,曾经有一年上过《人民日报》的12个头条,姚文元讲话,我们就跑到工厂里,找几个工人谈学习讲话精神深受鼓舞的体会,回来就整一篇稿子,毛主席讲话就更不要说了,这叫什么新闻记者呀?这段历史我感觉特别惭愧。

    当时记者不强调客观,强调党性,而党性就是阶级性,就是你的立场,如果你追求客观就会被批评是站错了立场,而新闻也被当工具来利用。我还有一个朋友他报道了焦裕禄,说焦裕禄床头放着两本书,一本是“毛选”一本是刘少奇的“-党员修养”,后来刘少奇被打倒了,就改成了放一本书是“毛选”,再后来刘少奇平反了,又成了两本书。

    那个时候当记者付出的人格代价太沉重了。

    很少怀疑,不敢怀疑

    郭:那个时代,是我们国家遭受灾难的年代,你在当时做那些歌颂报道的时候,有没有怀疑过?

    杨:很少怀疑,或者说觉得有问题也不敢往深入怀疑,说起来你会觉得奇怪,我父亲就是给“三年自然灾害”饿死的,而我当年还歌颂大跃进呢。

    我在后来一篇文章里写下,1959年4月底,我正在利用课余时间为学校团委办“五四”青年节墙报,我儿时的朋友张志柏从湾里匆匆赶到浠水第一中学找我,说:“你父亲饿得不行了,你赶快回去,最好能带点米回去。”他还告诉我:“你父亲没有力气去刨树皮,饿得没办法,想到江家堰去买点盐冲水喝,没想到倒在半路上,是湾里的人把他抬回来的。”我马上到食堂科停伙3天,取出了3斤大米,立即赶回家。走到湾里,发现一切都变了样:门前的榆树没有皮,白花花的,底下的根也刨光了,剩下一个凌乱的土坑。池塘干了,邻居说是为了捞蚌放干的。父亲半躺在床上,两眼深陷无神,脸上没有一点肌肉,我用带回的米煮成稀饭,送到床边,他已经不能下咽了。三天以后就与世长辞。

    直到今天我的悔恨也无法弥补,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强烈。

    而我最惭愧的是当时我内心竟然没有很大的痛苦,我相信当时政府告诉我们的理由,那是苏修逼债,自然灾害,所以“少数地方”发生了饥荒。那个时代的人思维方式都被扭曲了,整天热血沸腾的样子,但连父亲都被饿死了居然也没有太多的痛苦。

    那个年代多少人死了,没有呼天抢地的哭声,没有披麻带孝的礼仪,没有送葬的鞭炮和纸钱,没有同情,没有悲哀,没有眼泪,也没有震惊和恐惧,还觉得自己在建设人间天堂,那个时代的人灵魂都是麻木的。

    谁独立思考谁就被淘汰

    郭:但毕竟人是有思考能力的,为什么会这样?

    杨:一种原因是出于无知,那个时候的中国人确实对世界上在发生什么毫不了解,对自己的国家发生了什么也非常懵懂,那个年代的人确实非常单纯,记得我在天津采访工人家庭的时候,他们生活非常苦,一家三口住五平方米的房子,家里就一辆自行车值钱,还怕被偷了,得挂在屋里墙上,就过这种生活,他们还觉得自己是主人翁,比美国工人阶级幸福多了。

    除了无知以外,还有一原因,就是整个社会强大的-压力,使人们根本不敢怀疑,我也是这样。

    谁独立思考就要被淘汰,很多残酷事实就在我眼前发生。1959年春天,有人在厕所的隔板上发现了“打倒毛”三个粉笔字,惊恐万状,急忙报告学校领导,学校急忙报告公安局,公安局很快侦破,原来是一位比我高一班的同学写的,他因饥饿而不满,借此发泄。我亲眼看到他带上-被投进了大狱。不停顿的革命大批判,耳闻目睹的严酷惩罚,使人们产生了一种恐惧心理。这种恐惧不是看到毒蛇猛兽那种陡然产生、陡然消失的恐惧,而是化解在神经和血液中,成为每个人的生存本能。一切不同意见都被当成异端。人们不仅不敢批评政策,心里偶尔浮现了不满的想法,立刻就产生恐惧,并迅速主动地把“腹诽”消灭在萌芽状态。这就实现了全国思想的“一体化”,大家不仅“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甚至“全体一致地嬉笑怒骂”。

    真相被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郭:在那种年代一个有良知的记者,难道一点发挥自己能动性的机会都没有么?

    杨:很多时候要说真话非常难,首先我前面说了,当记者的往往自己就给真相吓住了,不敢写了,就算记者敢写,组长害怕了也不行,组长上面还有采编主任,分社社长,总社编辑,国内部值班室,一层层的过滤,一层层的“顾全大局”,不跟着-潮流走的声音要能发出来那是奇迹,多少真相就被这个冷酷的系统“自律”掉了。

    当然也不能说一点能动性都没有,比如在1972年,我写的《天津驻军大量占用民房严重影响军民关系》一稿得到了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批示,作为中共中央文件转发全国,并责令全军退出所占大量民房,称得上是为民请愿了。当时是轰轰烈烈的,仅北京军区就退出了所占的民房39万平方米。但是风头过后,后来盖的房子可能比退出来的还要多。当时我曾一度飘飘然,后来细想起来记者的作用是有限的。

    掌权者不能成为“真理中心”

    郭:除了适应这种环境,还有没有别的选择?

    杨:这种体制下只有三种人,一种是“适应的人”,不仅主动迎合,还可以创造发明,他们混得如鱼得水;第二种是“消沉的人”,我惹不起你,就躲着你,消极怠工;第三种人是敢于抗争,力图改变的人,这样的人在我们的文化中是凤毛麟角,但总得有人努力来做,我们的国家才有希望。

    郭:你把你自己看成哪一种?

    杨:我说了这么多抱怨的话,其实我蛮幸运的。作为新华社记者,多年以来,我是有某种特权的,可以接触到其他人无法接触到的社会层面。我不仅知道了很多与历史教科书上不一致的真实情况,我也看到了城市工人的贫困生活。作为新华社记者,我更知道以前报纸上的“新闻”是怎样制造出来的,这些“新闻”怎么成为教育下一代的“历史”,知道新闻机构怎样成为-权力的“喉舌”。毫不讳言,我曾经自觉不自觉地干过违背良心的事情,当我明白了这些,这种耻辱感就推动着我努力去做第三种人。

    郭:你这样也算一种大彻大悟吧?

    杨:是呀,历史给我们这个民族的教训太深刻了,一个国家如果掌权者不仅是权力中心;同时又控制信息决定老百姓应该知道什么,成为信息中心;进而决定什么是正确,什么是错误,成为“真理中心”,这个国家的命运就太危险了。新闻记者就是对历史负责的人,今天的新闻就是明天的历史,中国古代史学家强调“史德”,他们在修史时坚持善恶必书,书必直言,为了保持史家的情操,有的人不惜以生命作为代价,这就是社会良心的体现。

    今天的中国和文革年代相比有了很多进步,盛行一时的“事实为-服务”的做法遭到了唾弃,“舆论一律”也被打破了。更应该有一些传媒知识分子拿出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的史家情怀,比我们这一代人做得更好。

    (杨继绳:湖北浠水人,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理工学科,入新华社工作前后35年,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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