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第三次被贬仍是祸从口出。景祐二年，范仲淹因在地方治水有功，又调回汴京升任礼部员外郎、天章阁待制，并做了开封知府。而范仲淹依旧是“每感激论天下事，奋不顾身”。此时的吕夷简羽毛丰满，把持朝政，任人惟亲，提拔官员多出其门。朝内多是敢怒而不敢言。范仲淹就下功夫搞了个新闻调查《百官图》，晋献于仁宗皇帝。尖锐地指出哪些人的升迁是合格的，哪些是有问题的，痛责吕以权谋私。可老谋深算的吕夷简反诬他别有用心，离间君臣关系，图谋结党营私。仁宗不察，遂罢黜范仲淹的京官，将其放逐知饶州。白驹过隙，一晃 8 年。直到庆历三年（ 1043 年）春，由欧阳修力荐，“天子以仲淹众望所归拔用之”。于是，已届 54 岁的范仲淹又回京擢升为参知政事（副宰相）。几经贬黜放逐，仍是禀性难易，壮心不已，始终如一。这时，仁宗让吕夷简退职养病，让范仲淹与富弼、韩琦等实主朝政。很快，范仲淹就搞出了一个一揽子改革方案《答手诏条陈十事》，皇上允准，在全国推行。史称“庆历新政”。然而不及一年，吕夷简纠集一批既得利益的朝臣猛烈反扑。激烈碰撞下，仁宗退缩，改革告吹，并下诏解除范职。悲愤与无奈之下，范仲淹这才激流勇退去了邓州做知州。在知邓州期间，应先被贬谪的好友滕子京之约，在花洲书院写下了名垂千秋的《岳阳楼记》，其中的“宠辱不惊”、“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经典名句，不折不扣是他宦海沉浮数十年，毕生人格追求和人生境界的真实写照。

史家赞曰：“自古一代帝王之兴，必有一代名世之臣。宋有仲淹诸贤，无愧乎此。”金人元好问评价范仲淹“求之千百年间，盖不见一二”。抚今追昔，令人慨叹良多。平心而论，范仲淹不惧雷霆之怒、敢说真话的骨格人品和造福一方的人生境界所达到的历史高度，让今天的一些文化人特别是官场人对镜而视，肯定会自惭形秽，望尘莫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