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船远渡欧美，叹服西洋文明

1860年，福泽随幕府官员乘船访问美国，第一次见到了西方社会的发达。当这些腰里带着佩刀，脚上穿着草鞋的日本使节刚刚走进下榻的饭店，立刻就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在日本，只有那些非常富有的人才舍得买一寸见方的绒毡做钱包或烟盒，而美国人竟然把整块绒毡铺在地上，穿着鞋在上面走来走去。

1862年，福泽又随日本使团远赴欧洲考察，周游了法英荷俄葡等国。由于听说外国食宿不便，他们随船带了几百箱大米、数十个铁丝灯笼。可到了巴黎一看，他们住的旅馆是五层楼，无数汽灯将室内外照得亮如白昼，饭厅里摆满了山珍海味，“这时不管多么讨厌西洋人，心理也不会有‘攘夷’之念了”。福泽不禁慨叹百闻不如一见，通过考察医院、银行、邮政、兵制、议会等，他深刻认识了资本主义发达，深感日本以前的制度非变不可，同时对中国的看法也发生了根本改变。他讽刺中国是“不擅变革之国，一两千年只知固守古人之言而根本不知随机应变，妄自尊大之风盛行……”

回到日本后，福泽立刻开始著书立说，宣传文明开化。他先后出版了日本启蒙思想的代表作《劝学篇》和《文明论概略》。《劝学篇》开篇提出了“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的名言，批判了中国的封建专制和儒教汉学，认为文明的关键是个人的自由和独立，“个人独立则一家独立，一家独立则国家独立，天下独立”。福泽还主张国家不论大小，应一律平等，不能恃强凌弱，“只要真理在，非洲黑人亦需畏服，本着人道，英美军舰亦不足惧！”他意图通过宣传文明开化，使日本摆脱列强欺辱，实现富国强兵和国家独立。

鼓吹“脱亚入欧”，倡建“西洋日本”

然而，伴随着日本的国家实力在明治维新之后不断膨胀，福泽迅速抛弃了先前主张的国际公理，提出了“百卷万国公法不如数门大炮，数册亲善条约不如一筐-”的谬论。

福泽认为，国际关系自古以来都由武力决定，“禽兽相接，互欲吞噬”，吞食他人者是文明国，被人吞食者是落后国，日本也是禽兽中的一国，“应加入吞食者行列，与文明人一起寻求良饵”，以“在亚洲东陲，创立一个新的西洋国(日本)”。那么“良饵”是谁呢？

1884年10月，福泽在自己创办的《时事新报》上发表了《东洋的波兰》一文，文章提出：15年后中国将被欧洲列强和日本瓜分，日本将理所当然地占据台湾全岛和福建的一半，并野心勃勃地刊载了一份瓜分中国的预想图《支那帝国分割之图》。至此，福泽“文明论”的真面目终于曝光：当自己是弱者时，呼吁“真理”；一旦强大时则提倡“压迫”。这种弱肉强食的亚洲观，最终形成了其“脱亚入欧”的思想。1885年，福泽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全面地阐述了“脱亚入欧”的主张。

“日本虽处亚洲东部，但国民精神已脱亚洲固陋，转向西洋文明，虽常说‘唇齿相依’，但现在的支那(中国)、朝鲜于我日本无丝毫帮助，反而玷污我名，当今之计，我日本已不可坐待邻国开明，共兴亚洲，毋宁脱其伍，与西洋文明国共进退，对待邻国支那、朝鲜，亦无须特别客气，竟可效仿西洋人处之。”福泽的主张得到了日本政府的高度认同，在此后的100多年间，几乎历届日本政府都将“脱亚入欧”作为基本国策。

亲自参与侵朝，影响日本百年

福泽不仅是“脱亚入欧”理论的提出者，而且还是积极的实践者，他不仅积极参与了1884年日本入侵朝鲜的行动，还在甲午战争爆发前后大力鼓吹向中国开战。当时，年近花甲的福泽不分昼夜地执笔撰文，为日本的侵略战争大造舆论。他先是宣扬甲午战争是“文明与野蛮的战争”，事关日本前途命运，必须取胜，接着又肆无忌惮地煽动日军抢掠中国财富，称日军“目中之所及，皆为战利品。务要刮尽北京城中金银财宝，无论是官是民”。他甚至还劝说天皇御驾亲征。

日军赢得甲午战争后，福泽认为，唤醒民众的第一大使命业已完成，脱亚称霸东方已成为日本的第二大使命。于是，他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条恶毒的建议，要求清朝割让旅顺、威海卫、盛京省、山东省和台湾等领土。直到他去世前夕的1900年，还建议日本政府应乘八国联军侵华之际，大举侵占中国领土。

作为一位启蒙思想家，福泽的确有伟大之处，但在推动日本走向侵略道路的问题上亦难辞其咎。他对亚洲的偏见、蔑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日本民众的心理，这种普遍存在的歧视，成为日后日本军队在亚洲国家实施暴行的思想根源。因此，二战后，台湾人民视他为“最可憎恨的民族敌人”，朝鲜人民把他看作是“破坏朝鲜近代化的民族敌人”，在一些学者的眼中，他更是日本侵略亚洲路线的基本设计者，堪称“日本近代第一位军国主义理论家”。而福泽“脱亚入欧”的理论至今仍在影响着日本的发展，可以说是“现今日本-右倾化思潮的总根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