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稳定是经济稳定的最重要方面，但许多接收大员却正是金融投机的“推手”。日伪投降，使沦陷区使用的伪币作废，但中央政府不可能在短期内向沦陷区投放大量法币，所以一时还不能不继续使用伪币，其“身价”自然大贬。不少接收大员随身携带大量法币进行黑市兑换，同时“利益集团”居然有意推迟确定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以牟取更多非法暴利，加剧金融动荡。

军队、海关、警察利用手中特权以“接收”为名大发横财更加便利。湖南岳阳是敌伪遗留物资最多的城市之一，国民党某军接收时，将日军所建不少工厂的机器全部变卖一空，每天黄昏宣布戒严，将各种变卖物资转运到外地。安徽芜湖警察局长和下属监守自盗，把仓库内的大米卖到外地。当时白糖紧张，属专卖物资，上海闸北警察局长伙同他人将被查封的大量白糖偷偷卖掉。据统计，北平被接收敌伪财产入库率不到五分之一。全国情况，由此可见一斑。 胜利者的接收，就这样成为贪官污吏的“劫收”。金子、房子、票子、车子、女子(汉奸的妻妾)是“接收大员”巧取豪夺的对象，被人戏称为“五子登科”。

“想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更遭殃。”这句民谣，直观生动地说明了民心向背的瞬息之变。国民党一位负责接收的要员也不能不承认此点，向蒋介石进言：“像这样下去，我们虽已收复国土，但我们将丧失人心！”有人意识到，这样的接收使政府“基础动摇，在一片胜利声中早已埋下了一颗失败的定时炸弹。”当时即有舆论称这种“光复”是“胜利的灾难”。

于是，1946年3月，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提出国民党要“革新”，宋子文承认自己作为当时负责接收的行政院院长，“不能辞其咎”。六届二中全会“-报告决议案”则明确提出许多“革新”的“要点”，第一项即“多年以来，官商主义，早已构成-上最大弊害”。 当时《中央日报》在“革新运动的纲领”中列举四条纲领，其中第二条即:“打倒官僚资本，实行民生主义。”并进一步阐述说：“谈到实行民生主义，那就必须立刻伸出打倒官僚资本的铁拳。这铁拳当然是从党内打起，然后再打到党外。我们应该查一查：党内的官僚资本家究竟有若干？他们的财产从何而来？是‘国难财’的累积，还是‘胜利财’的结晶？是化公为私的赃物，还是榨取于民间的民脂民膏？”

历史证明，这些“决议”、文章其实都是一纸空文，根本没有、其实也不可能实施。既无党内民主更无党外力量的制约，突然面对巨大财富，国民党就无可避免地更加腐败，加速其走向失败的步伐。在“劫收”中民心尽失的国民党，在随后的“大决战”中注定要“在劫难逃”。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得到的那笔堪称丰厚、至为珍贵的-资本，就这样被它突然得到的物质财富所吞噬。-财富与物质财富不是相得益彰，而是后者吞噬前者，真是历史的吊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