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在今天看来是如此不可思议，在当时却似乎显得豪情万丈。1976年，中国依然处于极左思潮泛滥成灾的“文革”时代，当时许多人认为：我们是社会主义大国，别的国家发生灾害，我们要发扬国际主义精神，援助他们；而我们自己受灾，就要自力更生，战胜灾害，重建家园，向世界证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在这样一种社会和-思潮之下，接受国际救灾援助无异于放弃自力更生的原则，乃至否认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是向西方示弱。

1980～1981

事隔短短四年，人们的思想就起了变化。1980年，中国遭遇“南涝北旱”灾害，面临严峻挑战。这一年夏季，华北、东北大部和西北部分地区出现了较严重的伏旱。与此同时，南方的长江流域多处洪水滔天。多个省份的数百万受灾群众焦急地等待着救援物资的到来。

情势逼人，外事部门首先意识到争取国际救灾援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11月，中国政府告知联合国，河北和湖北正分别遭遇严重的旱灾和水灾，数百万民众正处于饥荒之中。这一消息在当时的国内报道并不占有显著位置，甚至被许多人所忽略。但外电敏锐地捕捉到这个信息，并迅速做出评论。《泰晤士报》一语点破这一外交举措的重大历史意义：这是30多年来中国政府首次要求国际援助！不过，这时中国还没有主动、公开要求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1981年3月，联合国救灾署考察团到湖北和河北进行调查。中国政府告诉考察团，河北遭遇38年来最严重的旱灾。而湖北则暴雨如注。考察团官员发现，实际灾情更为严重。他们估计河北和湖北至少需要价值七亿美元的食品和其他援助物资。于是，联合国救灾署于3月23日呼吁世界各国为中国的灾区提供七亿美元的援助。

这时国外舆论指出，中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依然显得保守。中国似乎仍在强调自力更生的基本原则，并有意压低受灾程度和国际援助的重要性，而且限制了求援范围，只希望联合国救灾署向灾难最为严重的湖北和河北提供援助。此外，中国求援的渠道也十分单一，各国和国际组织给中国的救灾物资都必须通过联合国救灾署。

在这一时期，中国对待国际救灾援助的政策显得非常被动。不过，相比唐山大地震后坚决拒绝援助的态度而言，人们已经开始明白：自然灾害是一种自然现象，与社会制度无关。中国不能只尽义务不要权利，应该享有接受援助的权利。

1987～1988

1981年秋，长江上游发生大水灾，四川138个县受灾。此时中国又紧缩了接收国际救灾援助的口径，将接受救灾外援的方针改变为：不主动提出和要求援助，对方主动提供援助又不附加先决条件，可以接受。相比早些时候接受联合国救灾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救灾援助，这一政策减少了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可能性和规模。因此，从1981年底到1987年夏，中国接受救灾外援的工作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本已开放的受援之门，似乎又出现了关闭的趋向。直到1987年，震惊中外的大兴安岭火灾使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问题再次成为焦点。

1987年5月6日，大兴安岭北麓漠河境内林区发生特大森林火灾。5万多人无家可归，200多人死亡，200多人重伤，直接经济损失5亿元人民币。这场大火成为建国以来毁林面积最大、伤亡最多、损失最为惨重的一次特大灾难。

面对灾情，中国红十字会首次向国际社会提出受援请求。中国政府不仅主动要求和接受援助，而且成立了统筹国外援助工作小组统一领导接收捐赠工作。国际社会对大兴安岭火灾给予很大关注。5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发来了慰问电，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捐赠救灾资金、器材、药品和食品。

在大兴安岭火灾中，中国政府不仅改变了以往对国际救灾援助的态度，而且拓宽了接受国际救灾援助的渠道，从过去单一接受联合国救灾署和国际红十字会的援助，到接受来自国家、国际组织乃至个人的救灾援助。

1991

1991年，中国又一个多灾多难的年份。上半年，特别是五六月份开始，中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发生水灾，五个省、自治区发生严重旱灾。

各国驻华使馆从中国的媒体上看到了水灾情况，纷纷打电话到外交部询问是否需要帮助。于是，外交部将及时呼吁国际援助的建议转到民政部。7月5日，民政部综合了外交部的意见，将“以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名义向国际社会发出紧急呼吁”的报告送到国务院。

7月11日，“救灾紧急呼吁”新闻发布会在北京首都大酒店会议厅召开，中国“国际减灾十年”委员会秘书长、民政部副部长陈虹在新闻发布会上向中外记者介绍灾情，并代表中国政府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救灾援助。

这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直接呼吁国际社会援助中国抗灾！

回顾30年来中国与国际救灾援助的关系历程，会使我们对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有更深刻的体会。30年前的历史条件、-氛围、国际环境和人们的观念都不可能让中国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当自力更生被人为提高到极至的时候，闭关锁国实际上已悄然而至。随着改革开放，我们发现，接受国际救灾援助实际上既有利于国内救灾和重建，也有利于中国的国际形象。

（据《世界知识》杂志詹奕嘉/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