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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韬光养晦 赵武灵王开历史和平崛起之先河

    国内只能称他为“君”,并声称“无其实,敢处其名乎?”没有王的实际,怎么敢用王的名义呢?连王都不称,只称君。这不仅仅是赵武灵王作为一个务实-家的谦虚,而是真实地反应了他执掌的赵国当时尴尬的实际窘况,而必须采取的一种韬光养晦的-选择和策略。在国家实力不济的时候,称王只会树大招风,引起诸侯各国的密切关注,甚至招来不必要的军事或-麻烦。处在“四战之国”中的弱小赵国是经不起大风大浪折腾的,他必须为赵国的崛起寻找一息喘息的和平机会和时间。   有幸的是,雄才大略的赵武灵王一次次为赵国找到了这样的机会。我为历史上能有一位如此谦恭和智慧的国君,曾经纵横捭阖在古赵邯郸大地而自豪,我不得不再为赵武灵王书上这一笔。   历史往往有惊人的相似之处,春秋时期的楚庄王有“三年不飞,一飞冲天;三年不鸣,一鸣惊人”而成霸业的千古美谈。三国时期的刘备也曾以种菜为掩护,在曹操帐下韬光养晦,演绎了一出青梅煮酒论英雄的经典名剧。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当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阵营纷纷解体,国际-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时候,当时的邓小平就为中国成功制定了韬光养晦、和平崛起的战略方针,为中华民族的复兴赢得了宝贵的和平发展时间和空间。   如果赵武灵王仅仅是不称王,那是鸵鸟政策,苟且偷安,掩耳盗铃,赵国非但不能崛起,反而可能就此愈加衰落。韬光养晦,不是无所作为,而是有所为,有所不为,而核心是有所为,是高明的为和巧妙的为,有选择的为。我有幸读到了赵武灵王一次次韬光养晦的智慧之“为”。             二   赵武灵王在位第四年的时候,相当年轻的他就开始了韬光养晦、和平崛起的外交努力和实践,他选择的第一个和平外交对象是赵国的近邻――韩国。   首先他积极主动地与韩宣惠王进行了两国首脑会晤,与韩国建立了互相信任的战略伙伴关系。第二年又趁热打铁,主动要求娶韩宣惠王的女儿为妻,以自己的婚姻为纽带,与韩国进行-联姻,进一步巩固了赵国与韩国之间的睦邻友好关系。   这一来一去,年轻的赵武灵王就和韩宣惠王成了翁婿关系,自然赵、韩两国之间从此也就有了一种割舍不断的血缘亲戚关系。赵国少了一个耍刀弄枪的劲敌,有了第一个和平友好的邻邦和一段和平安宁的边境线。化干戈为玉帛,韬光养晦,和平外交初见成效。   在当时赵国积贫积弱的情况下,选择-联姻,也不失为智慧而无奈的选择。这也许是武灵王个人的不幸,是其韬光养晦谋略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但绝对是赵国国家的大幸。   从前的我只知道文姬归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远嫁西藏是-和亲,原来赵武灵王的-婚姻比他们都早,也许赵武灵王并不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利用联姻和亲策略,驱散战争硝烟的始作俑者,但赵武灵王的-婚姻确实为战争乌云笼罩的赵国天空带来了一束和平的曙光。   有人说,战争让女人走开,其实,哪一次战争中没有女人忏弱的身影和凄厉的血泪?武灵王让自己的女人为赵国带来了和平的阳光雨露,让赵国更多的女人和儿童脸上有了一丝笑靥,少了一份战争的惊吓。   我们没有资格嘲笑古人,感叹的只是他们韬光养晦的智慧和睿智。           三   这些仅仅是赵武灵王韬光养晦之初的权宜之计,不能指望这小小的和亲把戏就能为赵国带来长久的和平与安宁。我们所熟悉的汉武帝就曾和他的匈奴姐夫、外甥厮杀了几十年,温情的婚姻在冷血的-面前,往往不堪一击,作为-家的赵武灵王当然心知肚明。为此,他不敢懈怠,也从未停止过思索和跋涉的脚步。从九门军事了望台,到巍巍黄华山巅,从奔涌不息的滔滔黄河之宾,到北部烽火不断的三胡边境,他始终极目天下大势,及时捕捉瞬息万变、稍纵即逝的和平时机。   公元前319年(武灵王七年),当魏相公孙衍联合赵、魏、韩、燕、楚五国合纵抗秦时,赵武灵王及时抓住了这一对赵国有利的国际形势,积极参与到五国合纵的军事联盟行动中,试图决心为赵国的和平与安宁进行一搏。   虽然五国联军一直打到了函谷关,在一定程度上教训了秦国统治集团,但事实证明这次五国抗秦并不成功,使赵武灵王清醒地认识到,虽然五个国家联合军事行动貌似强大,但各个国家有各自的利益和目的,魏、韩、楚经常变化无常,燕昭王又另有打算,联合行动很难统一步调,协调行动,形成真正强大的军事合力。赵国当时的实力也难以承担这些军事行动带来的各种风险。随着齐国的日趋孤立,秦国战略重心的转移,赵武灵王意识到继续卷入大国纷争的旋涡,尤其是与强大的秦国为敌对自己相当不利,应该及时调整外交战略指导思想,攘外必先安内,在争取和平的周边国际环境的同时,韬光养晦,抓住时机,积蓄国家实力,巩固边防,扩充后方,蓄势而后发,进而逐鹿中原,应该是赵国发展崛起的方向。   终于,皇天不负有心人,我们时刻准备着的赵武灵王又一次抓住了历史赠予的机会。   公元前308年(武灵王十八年),秦武王打败韩军,攻下了韩国的宜阳后,造访了东周,借机向诸侯列国试探他问鼎中原的反应,同时炫耀秦国的雄心和实力。 当年楚庄王在东周仅仅是问鼎之轻重,这回秦武王自恃秦国的实力和自己的蛮力,居然把千斤重的周鼎举了起来。不幸的是,此举使不可一世的秦武王五脏受伤,当夜就一命呜呼了。   恰巧武王膝下无子,当时诸国之间都以彼此的王公贵族互为人质,武王的叔伯兄弟公子稷(有说是异母弟)当时在燕国作人质。赵武灵王听到秦武王去世的消息后,立即抓住这一千载难逢向秦国示好的时机,当机立断,派代相赵固带兵赴燕国,将公子稷护送到秦国,夺了秦国王位,是为秦昭王。   秦昭王出于感激,自然对赵国表示友善,从而使当时诸侯中最强大的秦国成了赵国盟友,无疑使赵国暂时消除了来自秦国的强大军事压力,消除了一个长期堵压在赵武灵王心头的最大心腹之患。   韬光养晦并非无所作为,我不禁为赵武灵王这一有胆有识的举动而击节慨叹!              四   这时,赵国当时就有了韩国和秦国两大友好盟国,为赵国赢得了一定时期的和平国际环境。大凡战争中大家都知道抓住战机很重要,而充分利用和平时期抓住机遇求发展的人,一般只剩下那些具有大智慧的少数人了,赵武灵王就是这少数人中的杰出代表。何况这样的和平时光正是赵武灵王精心谋划、苦苦追求、营造而来的非常历史机遇呢?   他不能错过这一天赐良机,赵国更不能错过这一难得的历史发展机遇,历史是从来不给人们以重来的机会的。在赵国处于非常时期的历史三岔路口时,庆幸赵国拥有了武灵王这一非常之人。   于是,公元前307年,中国历史永远地记住这个战国时代不同寻常的年份,赵武灵王运筹已久的胡服骑射改革方略在赵国周边边境安宁的大幕下闪亮登场了!   那一年的赵都邯郸城内山雨欲来风满楼,赵王城中朝野骚动,人声鼎沸,群雄舌辩声此起彼伏,不绝于耳;大方城内的街头巷尾满城风雨,舆论哗然,人们奔走相告,传递着一个个非同寻常、关于胡服骑射的消息。从邯郸到代郡,赵国上上下下的所有目光都集中投向了情绪亢奋、慷慨陈辞、一身胡服的武灵王。   嘈杂和喧嚣的尘埃落定之后,胡服成了赵国服装多年的流行色,骑射成了赵国青年军人最酷的潇洒造型。一时间,邯郸城中的插箭岭上马如蛟龙,箭如飞蝗,金戈铮鸣声划破了赵国宁静悠远的苍穹;巍巍丛台脚下,刀枪林立,旌旗遮日,一支支威武雄壮的赵国新型军队纵马挽弓,从这里向前线开拔。   这就是名垂青史的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事件。他大胆借鉴吸取了胡人部落的骑兵装备和训练方式,组建起了一支支赵国骑兵部队,极大地提高了军队战斗力,壮大了赵国军事实力。   关于“胡服”,我的相关文章中已有相当论述,它首先为赵国统治集团解放了思想,更新了观念,统一了认识,凝聚了人心,统一了全民意志,在赵国上下开创了移风易俗、务实创新的良好社会革新氛围。   “胡服”是为了“骑射”,只有“骑射”才能真正提高赵国军队的战斗力,才能变成赵国开疆拓边的现实国力。所以在解决了“胡服”的理论和观念问题之后,赵武灵王把改革的重点放在了“骑射”方面,“骑射”的难题是解决骑兵的兵源和马匹,而这正是地处中原的邯郸所缺乏的。所以,赵武灵王这时把目光从纷纷扰扰、合纵连横的诸侯列国转向了赵国北方骚扰不断的三胡边境地区。   那里的边民需要和平安宁的宁静生活,那里有武灵王朝思暮想的强壮的草原战马和民风剽悍尚武的胡人兵源。戍边略胡已是武灵王和平崛起的必然之举。             五   攘外必先安内,并非抗战时期蒋介石的专利,想必一定有它的历史渊源和存在的合理性。可以推断,一个西北边境三胡骚扰不断,中间横插着宿敌中山国的赵国,要想与诸侯争锋,立于不败之地,没有国家内部及边境的稳定和安宁是不可想象的。三胡的骚扰及中山国的宿仇,是积压在赵武灵王胸中最大的心腹之患,也是赵国和平崛起道路上需要清除的第一道障碍。   公元前306年(武灵王二十年),即胡服骑射顺利实施后的第二年,赵国国内大局已定,政通人和,国力大增,军事上有了一定的实力。赵武灵王成功完成了他韬光养晦战略的厉兵秣马、积蓄实力的第一步棋,到了“不鸣则已,一鸣惊人”的“一飞冲天”的战略进攻阶段,逐步开始实施他和平崛起赵国的第二步战略部署――击三胡,灭中山,巩固边防,统一疆土,从根本上崛起赵国,雄踞关东。   三胡是指赵国东北部的东胡、西北部的林胡和楼烦的游牧部落合称。他们与赵地交错杂处,精于骑射,民风剽悍。赵国只要有战事发生,三胡便趁机从背后袭来,乘人之危,趁火打劫。东胡的骑兵从无穷之门(今河北省张北县南)进来,骚扰代地;林胡、楼烦的骑兵则纵横驰骋于赵国西北山区,大肆掳掠。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灵感就是从与三胡骚扰、反骚扰的长期斗争中得到的灵感和启发。此时该赵武灵王以胡制胡了。   打击三胡,战争远离中原各诸侯国,不会引起太大的利益冲突和反弹,外交和-斗争单一,所以赵武灵王打击三胡的反侵略战争进行的比较顺利。   赵武灵王分别于公元前306年(武灵王二十年)、公元前300年(武灵王二十六年)、公元前297年(惠文王二年)前后三次胡服北征,兵锋所至,林胡王献马,楼烦王一部骑兵被收编。东胡不敢入“无穷之门”(今张北县北)。从张北县南向西沿大青山、乌拉山以西高阙塞,黄河以南之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一带)的广阔土地为赵武灵王统率的胡服骑射铁骑所征服。   在痛击了三胡部落的同时,也解决了长期困扰胡服骑射实施的两大难题――骑兵和战马短缺问题。   赵武灵王不失时机地把自然和人文环境非常适合训练骑兵的原阳,建成赵国的“骑邑”,即骑兵训练基地,把原来赵国的步兵直接改编为骑兵,集中在此地训练。同时直接招募大量原阳附近的胡人应征入伍,委派代相赵固在代地负责收编三胡战败俘虏的胡兵,直接补充到赵军的各骑兵部队,解决了骑兵兵源难题,极大增强了军队战斗力。   “林胡王献马”,解决了中原地区缺少彪悍强壮的战马问题,使赵国拥有了源源不断的良种军马的供应基地――林胡。   这样赵武灵王把胡服骑射又推向了一个更高层次,使赵国如虎添翼,国力日益彰显,军事实力突飞猛进,与日俱增。   武功尚需文治,仅有“力拔山兮,气盖世”的军事实力,对于一个国家的综合实力来讲是远远不够的,有武功仅是蛮力,有勇还需有谋,武功离不开文治,文治和武功,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文武兼备,才是赵国崛起的硬道理!在开疆拓边的同时,武灵王对三胡地区进行了一系列的文治工作。   三胡边防需要巩固,于是赵武灵王在新开辟的疆土上修筑起来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长城。把楼烦、林胡、东胡等游牧部族牢牢地隔挡在了长城之外。   边疆的政权需要巩固,于是赵武灵王在这些地区设置了云中、雁门、九原三郡,诞生了赵国的边疆政权机构,并在郡下划分设置了许多县。这是该地区历史上最早的郡县两级制的地方政权。   边疆需要中原地区的农耕文明,于是,赵武灵王又从中原向三胡地区大量移民,迁吏大夫奴隶于此,屯垦戍边。奴隶从内地迁到九原,从而摆脱了原来奴隶主的奴役而成为农民,增加了边地农业劳动力。既削弱了内地奴隶制残余,也加速了边地封建化进程,大大解放了赵国社会生产力。   此时的赵国,中原农耕文明与草原游牧文明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交相辉映,使赵国的-、经济和军事都达到了其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辉煌,在中国历史上闪耀着夺目的光辉。   民族得到融合,文化得到交流,资源得到整合,先进的文明得到发扬光大,民族地区的-、经济得到发展,国家得到局部统一。              六   在赵武灵王“一飞冲天”打击三胡的过程中,同时也交叉地对中山国进行了一系列强有力的进攻和打击。   对中山国的战争与同三胡的战争截然不同,中山国的后台老板是齐国。齐国东临大海,西近中原,沃野千里,物产丰饶,国殷民富,是函谷关以东的第一大霸主,与当时的秦国并驾齐驱,雄踞东西,形成当时的世界两极,诸侯各国牵一发而动全身,所以赵武灵王进攻中山是与防齐直接联系在一起的,是与整个天下诸侯的利益直接相关的,不能轻举妄动,掉以轻心。   赵武灵王前几年攻打中山的战争进行得并不很顺利,从中可以看出,韬光养晦的和平崛起战略此时显得更为重要,赵武灵王运筹韬光养晦的-策略也更加惊心动魄,扣人心弦。   大战未起,外交先行。在对中山采取行动之前,赵武灵王精心策划的一场没有刀光剑影的外交大战,就已悄无声息地拉开了帷幕。   “使楼缓之秦,富丁之魏,仇液之韩,王贲之楚,赵爵之齐。”几乎所有的大国,赵武灵王都派遣了庞大的外交使团,广泛开展军事外交公关活动,尽最大努力与各大诸侯国搞好关系,力争创造一个有利于赵国的国际空间,使赵国可以集中力量对付中山和三胡。   史料上没有看到赵武灵王的这些外交大使们惊天动地的具体外交活动细节,但我们可以想象的出,这样大规模的国家外交活动,对于改善和稳定赵国与诸侯各国的关系,赢得和平的国际周边环境,获取这些国家的-和军事情报动态,为赵武灵王的军事行动和战略方针的制定和决策,肯定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公元前306年(武灵王二十年),赵武灵王在打击三胡的同时,对宿敌中山国只进行了试探性的进攻,占领了中山国的宁葭(今石家庄市西北)。初战告捷,小有收获后就及时地停止了前进的步伐,静观中山的盟友――齐国及其他诸侯的反应,再作下一步打算。   公元前305年,武灵王再率大军攻中山,命赵褶部为右军,许钧部为左军,公子章部为中军,牛翦率车骑,赵希率胡、代军,于曲阳(今河北曲阳西)汇合,接连攻取了中山的丹丘(今河北曲阳西北)、华阳(今河北唐县西北)、鸿上塞(今河北涞源南)、鄗(今河北高邑东南)、石邑(今河北石家庄西南)、封龙(今河北石家庄西南)、东垣(今石家庄东北)等七座城池要塞。中山国的北部要塞――鸿上塞、西部出入太行的门户――石邑、国都灵寿屏障、滹沱河南岸重镇――东垣均被赵军控制,中山的国都灵寿已近在咫尺了。   似乎荡平中山,赵武灵王已胜券在手,指日可待了。   但战局并未按照赵武灵王的意愿发展,赵国军队遭到了中山军民同仇敌忾的拼命抵抗,据《吕氏春秋·贵卒篇》载:“赵氏攻中山,中山之人多力者曰吾丘鸩。衣铁甲操铁杖以战,而所击无不碎,所冲无不陷,以车投车,以人投人。”   可以想象当年战争的惨烈程度,赵军攻势严重受阻。而此时中山提出愿把赵国已占领的四个邑献出求和,赵武灵王审时度势,也只好再次见好就收,班师撤兵。   两年后,公元前303年赵又攻中山。这次史料上没有什么战果纪录,可见赵军没有取得什么进展。   在这三、四年攻取中山的战争中,赵武灵王凭借胡服骑射的威力,取得了一定的战果。但中山在齐国的有力支持和帮助下,赵武灵王遭到了中山强有力的抵抗,战事频频受挫。使武灵王认识到,消灭中山的时机尚早,要消灭中山国,和齐国的矛盾是无法调和的,要想成功,就必须千方百计钻齐国的空子,避开齐国的干涉。   赵武灵王不得不再次收敛锋芒,放眼天下,静观时局,再次在变幻莫测的战国风云中韬光养晦,寻找有利战机。                 七   当时的战国,正是齐、秦两强东西对峙时期,齐、秦双方都在拉拢赵国。在赵国的朝廷大臣中也产生了两种不同的外交路线,“富丁欲以赵合齐、魏,楼缓欲以赵合秦、楚”。富丁主张赵和齐、韩、魏三国一起攻秦,使得齐、秦两国都因此疲敝,这样可使赵为天下重国。富丁并且让司马浅去试图说服武灵王,摆了许多赵与齐、魏、韩一起攻秦的好处。   赵武灵王此时却独具慧眼,头脑非常冷静地说:“我与三国攻秦,是俱敝也”,认为赵与齐、魏联合,反而会使赵和齐、秦三方都疲弱。他采取楼缓“结秦连楚、宋之交”的外交策略,“令仇液相宋,楼缓相秦”,再次展开外交攻势,派仇液入宋为相,楼缓入秦为相,作为内应,做好秦、楚、宋三国的国内策应公关工作,既防止齐、秦联合而对赵不利,又使齐、秦保持战争对峙、胶着状态,使齐、秦两国都疲于战争,无力干涉赵灭中山事务,赵可以乘机进攻中山、攻略胡地,进一步推行胡服骑射,收编三胡军队,扩展赵国的军事力量。   遗憾的是,我没有读到赵武灵王这些外交人员具体的外交公关手段和事例细节,这应该比那些攻城略地的战斗场面更加精彩,扣人心弦。因为只有运筹于帷幄之中,才能决胜于千里之外。   但表面上,赵武灵王两面敷衍,双方都不得罪,实际上,他自始至终坚决不参加这场旷日持久的国力消耗战,同时派李疵潜伏到中山国内,侦察敌情,等待时机。终于赵武灵王又一次迎来了痛击中山的历史机遇。   公元前301年,齐、魏、韩三国联兵伐楚,当三国进攻楚国方城的时候,齐国陷入了这场战争的泥沼,拔不出脚,再无力继续支持中山了。同时李疵也带回了中山国内的情报:中山“民务名而不存本”,“耕者惰而战士懦”,已经到亡国的地步。   这是多么令赵武灵王兴奋的机会和消息啊!我不知道当时武灵王是喜形于色,还是暗自庆幸,但史料上的他当机立断,决定“复攻中山”。   公元前300年(武灵王二十六年),赵武灵王亲率20万大军,从其控制的中山北部门户――鸿上塞,再次向中山大举进攻,“攘地北至燕、代”,一举占领了中山北部地区。   公元前299年,赵国再次进攻中山,这次中山国遭到了致命的重创。“赵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齐。”中山的国都灵寿沦陷,中山王逃往友邦齐国,最后死在了那里。   赵武灵王在中山扶植了一个傀儡国王尚,此时的中山国已名存实亡,成为了赵国的附庸。可中山王尚任用魏义、椻长二臣,继续与赵国为敌,使得赵国不得不再次寻找彻底剪除中山的机会。   从公元前298年到前296年,齐、魏、韩又连续三年联兵攻秦,齐国又一次给赵武灵王留下了彻底灭亡中山的极佳历史时机。   公元前296 年,即赵惠文王三年,赵国借此机会终于彻底地一举灭掉了中山,占领了贯通中山东西的滹沱河流域及东南角的扶柳(今河北冀县西北)等全部土地,并把中山王尚迁到肤施(今陕西榆林县南鱼河堡附近)。此时正是齐、魏、韩三国正在攻打秦国函谷关战事正酣的时候。   中山国于春秋末立国,经过约200年跌宕起伏的历史风雨,从此永远地淡出了人们的视野。在它走向人类战争祭坛的同时,也成就了赵武灵王的历史功勋,铸就了赵国的东方霸主地位。   赵武灵王凯旋回都,行赏,大赦,大宴群臣,邯郸城中狂欢了五日。   十年磨一剑,赵武灵王用了十二年时间,在齐秦对峙、诸侯争霸的夹缝中,韬光养晦,审时度势,成功地实施胡服骑射,打击三胡,消灭中山国,去掉了心腹之患,拥有了中山五百里方圆的膏腴之地。   赵国从此“北地方从,代道大通”,从邯郸通向代地的南北大道畅通无阻,赵国疆土南北连成了一片,国家统一,边疆稳定,迅速崛起为东方第一大国。   韬光养晦,赵武灵王创造了中国历史上一个罕见的和平崛起的典范,开创中国历史之先河!   历史老人不知是会称奇,还是该哀叹!而两千三百多年后的我,坐在古城邯郸家中的电脑前,读出的仅仅是韬光养晦,和平崛起。不知是深刻,还是浮浅?   偶尔也突发奇想,这是否对中国当前的和平崛起和解决台湾问题,有所启示呢? 胡服骑射 古赵大地一次千古回响的社会变革 前几天在“邯郸论坛”上有网友的帖子说,在路过邯郸火车站的一辆公共汽车内,一位年轻的女孩问身旁同行的男朋友,那广场上的胡服骑射铜像是什么意思?男朋友一脸很有学问的样子说,胡服是古代一位很有名的将军,擅长骑马射箭,经常战无不胜,战功卓著,人们为纪念胡服将军而铸造了这座胡服骑射雕像。女孩频频点头,一脸非常佩服的样子。   人人都有五十步笑百步的弱点,我也不例外,但开心笑过之后,扪心自问:我对胡服骑射又了解几何呢?何尝不也是一些皮毛而已!   的确,最早知道赵武灵王和胡服骑射,还是在读高中时的语文课本上翦伯赞的文章――《内蒙访古》,只记得翦伯赞先生称赞赵武灵王是“一个英雄,一个大大的英雄”,就再也想不起来别的了。今天特意翻出这篇文章才知道,这个英雄被历史学家翦伯赞概括为修筑赵长城和实施胡服骑射两大历史功绩。就再也读不到英雄更多的信息了。   另外,再有了解英雄的途径就和公共汽车上的那对青年男女一样了,从邯郸市内大大小小的名胜古迹中的雕塑和壁画作品中,去学习和揣摩。在这些众多的古迹中,最著名的就数市中心的那个“连聚非一”的武灵丛台古建筑,据说那就是赵武灵王检阅他胡服骑射成果的阅兵观礼台。但仅凭这些凝固的建筑符号和艺术形象,难以读出更多的精彩内容和更深刻的历史内涵,更多的时候和大家一样去望文生义,胡掐乱编了,只落得个贻笑大方,自己却浑然不知。   直到有一天,我在一本过期的《赵文化》杂志上读到宋涟圭先生一篇名为《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的文章,使我惊讶地发现,早在100多年前的上个世纪的1903年,清末大学者、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先生,曾经对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进行过深入的系统研究,写下了被宋先生评价为近代赵文化研究的开山之作――《黄帝以后第一伟人赵武灵王传》一文。梁启超先生在文中给予了赵武灵王极高的历史评价,并把他誉为中国“黄帝之后第一伟人”。掩卷沉思,思绪纵横驰骋两千三百年历史长河,使我对赵武灵王和他的胡服骑射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和全新的诠释。               一   在杀戮成性的漫长中国历史传统中,每一次的变法维新无不与血腥和暴力相伴而行。戊戌六君子喋血京城菜市口的一幕,可能是梁启超先生一生都永远不能抹去的恐怖记忆,而与武灵王同时代的商鞅变法时,反对者的头颅纷纷滚落渭水岸边,一次竟达七百颗之多!鲜血染红的滚滚渭水甚至波及到了秦国太子、后来的秦惠文王,致使他的两位老师――公子虔和公孙贾分别付出了割鼻和刺字的残酷代价,同时,变革者商鞅本人最终也落了个车裂的悲惨结局。北宋时期的王安石变法,先关押郑侠,后罢免了十九位台谏官员,对中书和台谏班子进行了彻底大清洗,逐谏官,罢谏院,排中丞,贬御史,封杀所有的反对声音。而当我搜寻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改革史料时,读到的是少有的温和、平静和理智,历史呈现给我的都是些难得的久违了的闪光的智慧火花。我惊喜地发现,赵武灵王的改革是我所知道的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一次没有流血的和平改革。   虽然我们的春秋笔法多是一边倒的写法,我们的文艺作品也多是黑白分明,左多右少,但古赵大地进行胡服骑射改革时,无论是改革派,还是保守派,均没有使用强制、高压和暴力。德高望重、从小就辅佐武灵王的王叔公子成反对变法的方式是罢工抗议,不上朝办公;握有生杀大权的武灵王,推动改革的措施也只是听政、议政,或者开会,摆事实,讲道理,做-思想工作。   也许赵武灵王的改革够不上伤筋动骨的社会制度的彻底变革,并未真正触及到各种势力集团的根本利益,但从我的善良愿望出发,更愿意看到我们的历史多一些这样温和的低成本的和平变革,少一些带血的-冲撞。   史料记载,武灵王十九年春天正月元旦,赵武灵王在王城的信宫举行了盛大朝会,主题就是改革,会议整整开了五天。我不知道古代的会议一般开几天,但从五天的会期来看,会上的各路朝臣们一定对赵国的改革发展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讨论和反复酝酿、辩论,武灵王也一定对大家进行了充分的动员和发动。可以想象,这次朝会一定是一个开放的、民主的大会,但不能说是一次成功的大会。因为支持武灵王改革的只有肥义和楼缓,反对派竞是满朝文武,“群臣皆不欲”,变革的提案未获大会通过。   会后很长一段时期,反对变革的首要人物――公子成装病罢工,闭门不出以抵制变革,武灵王就派人上门做思想工作,派去的人做不通,碰钉子后,他就亲自屈身登门去劝说。赵文、赵造、周绍、赵俊想不通,以沉默来反对改革,武灵王就启发他们大胆发言,讲出他们反对的理由,然后针对性地给他们摆事实,讲道理。对于盲目自大的,他就具体分析赵国所处 “四战之国” 的危机局面,反复论述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只有在三令五申之后还不穿胡服的,才对他们进行严厉的批评。将军牛赞当初对建立骑兵想不通,经过他的耐心说服,后来成为独当一面的骑兵将领,在战争中屡建奇功。   这场改革的史料中,我能读到的都是武灵王不厌其烦地说服、教育,以及慷慨激昂的形势分析。他和大臣们群儒舌战,引经据典,谈古论今,唇枪舌剑,妙语连珠,精彩纷呈,碰撞出的都是铿锵有力的思想和智慧火花,而不见刀光剑影的蛛丝马迹。这该是多么生动的古代国家参政、议政、讨论、决策的热闹民主场面啊!   在缺少民主投票表决意识的历史传统中,戎马生涯的赵武灵王竟然通过这么理智和平的方法,终于说服了反对派,顺利地推行了他的胡服骑射改革大计,我不能不对这位两千三百年前古代伟大的-家刮目相看了。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评价的:“商鞅为舆论所反对,而以威力屈之;武灵王为舆论所反对,而以理势服之。虽其所处地位各不同,而武灵王之手段,固高鞅一筹矣。法行自贵近始,此两君所同认也。乃鞅则罚太子而刑师傅,武灵则先施于公叔而礼下之,公叔变而举国皆变,其政略岂不亦远耶?”   在这一点上,武灵王的-修养岂止是仅仅高于商鞅,在整个中国历史上都是高人一筹的伟人!即使他称不上梁启超所赞誉的“黄帝之后中国第一伟人”,我把他看作为邯郸历史上的第一伟人,其份量还是应该绰绰有余的!   我被赵武灵王这种可能是不自觉的-智慧叹服了,但更愿把它解读为中国历史上早期少有的民主治国理念的萌芽和初步实践,不知然否?                   二   我们历史上多少改革的呼声无不来自民间,来自社会基层的精英;改革的主导和实施无不由站在历史风口浪尖上的社会栋梁、朝中重臣担当,而国家命运的直接主宰者――皇帝和国王有几人能够从谏如流,积极主动进行变革的?这一点,康有为和梁启超们的体会比我更深刻,他们铁肩担道义,“公车上书”,不惜杀头流血,戊戌变法也仅仅上演了一百零三天,最终在国家主宰者的屠刀霍霍声中流产了。   作为清末这场百日变法的领导者和亲历者,梁启超先生经历了中国三千年社会未有之变局,从戊戌变法的血泊中爬起来后再度审视历史,对中国社会的改革自然有了更为刻骨铭心的疼痛和体会,对古今中外各国历史上的社会变革有了更为深刻的独到研究和理解,他把赵武灵王看作是领导中国社会改革变法的成功领袖和英雄偶像,并加以颂扬,正是由于作为一国之君的赵武灵王开创了君主变革的历史先河,而且做得那么卓然,那么成功!   他积极主动探索国家变革改良之策,并亲自发动、主持、实施了这一千古回响的社会变革。胡服,他身先群臣穿戴;骑射,历次军事行动,他都御驾亲征,使胡服骑射成为一场自上而下、国君率先垂范、官员身体力行的轰轰烈烈的国家变革行为。这应该是邯郸历史上曾经的一道多么靓丽的-风景线啊!这是令历史上的梁启超们多么羡慕、景仰不已的一代开明治国的改革领袖啊!然而,中国的梁启超们多数没有这么幸运,中国的百姓们多数也没有武灵王时代赵国百姓的幸运,我们知道的历史上的变法维新大都是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前赴后继,在声嘶力竭地奔走呼号中夭折了,史书中留下的仅是他们远去的夕阳中的高大背影!   同时代的秦之商鞅、楚之吴起、魏之李悝无此幸运,后来北宋著名的王安石无此幸运,亲历戊戌变法并研究赵武灵王的梁启超也无此幸运!而古赵邯郸大地的历史上曾有过这样的幸运,古赵百姓曾经拥有过这样的幸运!今天的我能够解读并写出来告诉天下,是我作为一个邯郸人的幸运!   所以,梁启超先生不无感慨地说:“七雄中实行军国主义者,惟秦与赵。赵之有武灵、肥义,犹秦之有孝公、商鞅也。而秦之主动力在臣,赵之主动力在君。……商鞅者,秦之俾斯麦;而武灵王者,赵之大彼得也。” 应该是名实所归吧!                  三   华夏优于夷狄的观念当时就已经根深蒂固,公子成等人的反对言论很有代表性:“中国者,盖聪明徇智之所居也,万物财用之所聚也,贤圣之所教也,仁义之所施也,诗书礼乐之所用也,异敏技能之所试也,远方之所观赴也,蛮夷之所义行也。”这一组韵律十足、铿锵有力的排比句,把个中国赞誉得十全十美、美轮美奂,总之一句话,中国的一切都是世界上最好的,是蛮夷们学习的榜样,而赵武灵王反过来要穿蛮夷的胡服,学习蛮夷的骑射,岂非江河倒流、乾坤颠倒?   这样的论调,岂止是二千三百年前有啊!二千三百前一直到现在,这样的声音是经久不衰,时高时低,时不时地在我们的耳畔荡起。从清末的宪政改革,到邓公的改革开放,从反对崇洋媚外,到批判和平演变,从康梁的戊戌变法到孙文的五权宪法,……公子成的影子始终在我们的面前游荡!此时我们再来对照赵武灵王的胡服骑射,难免会读出“全盘胡化”的嫌疑,赵武灵王当时也一定被看作是满身胡臭的异类,一点也不奇怪和过分!这更发人深省!所以我要盛赞赵武灵王这一惊世骇俗的千古创举――敢于引进和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先进成果!包括绝大多数中国人看不起的胡人的胡服和骑射文明。   公子成所说的:“今王释此而袭远方之服,变古之教,易古之道 摘自中国先秦史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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