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职的《诗》、《书》百家语，明文规定不烧。据文献记载表明，秦始皇焚书时，有些人违令私藏《诗》、《书》等典籍，确实秦统一六国之后，统治范围扩大到大江南北，在政令的实施上存在困难，同时就秦朝政府机构的设置上来说秦统治者是无力烧光民间所藏的。“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诸子尺书文篇，具有可观。”从先秦诸子的流行至今以及文献记载来看并不像后世儒生所说的那样“六学从此缺矣。”其实，真正的经典是无法被焚毁的，在古代口耳相传，经典已牢固地存储在学者们头脑中，只要这些学者不死，经典就不亡。所以不应过分地夸大“焚书”产生的影响。

焚书的第二年坑儒事件发生了，侯生、卢生求仙药不成而“秦法不得兼方，不验辄死”二人恐惧，在背后骂了秦始皇一通，便逃离咸阳。秦始皇得知，大怒说：“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福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黔首。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及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后。

对被坑者的角色，历史上有多种说法，有认为是儒生，有认为是儒生和方士，还有认为以儒生为主包括方士、术士。这些还有争论，但有一点是明显的，他们对秦始皇 不满并在“黔首”中发了一阵牢骚。不巧正刺中了秦始皇的痛处。秦始皇当初“系召文学方术士甚众”目的很明显，即“欲以兴太平”。而现在倒好，“以妖言以乱黔首”秦始皇心中极为不快。“于是使御史悉案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余人，皆坑之咸阳，是天下知之以惩后。”手段确实残酷。这是后人的看法，想想看，在当时，-上独裁专制，皇帝一人独贵的时代，夺取几百人的生命可以说不足为奇，而且是 司空见惯的。在老百姓得头脑中也许也不会留下太多的印象。因为在那个崇尚耕战的秦王朝，“儒生只是些夸夸其谈而与现实功利完全无关的无益之学的人”所以弃之也无所谓。不错，用我们现在的眼光去审视，毫无疑问，他们是当时最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们被活埋是中国文化的一大损失。而在当时他们也许无法看到这些。

我们知道，对于一个统治阶级来说，一个国家建立起来以后，其最敏感最核心的事，就是维护其绝对统治。而思想统治是其中一个重要部分。显然，自从国家出现以后，思想统治就没有被忽略过。当然，秦王朝也不会例外。

就思想统治方面，我们可以纵向进行一下比较，汉武帝，一旦发怒，杀的人远不止这些。朱元璋为了他的子孙能够永保他的大明江山，不止杀了多少人。康熙帝搞个文字狱，由此而归西的人远不是百可以计算的。所以我在想：为什么他们没有像秦始皇那样因为那些举措，而在后世为千夫所指。

“焚书坑儒确实不是一步好棋”。为什么要和那些读书人来硬的？也许秦始皇当时没有很清楚地认识到文化是由“诸生”掌握（很大程度是儒生）在那时是，以后的两千多年也是。一旦惹怒了这些儒生，命运将是悲惨的。他们会在你原本就不很光彩的史册上“添油加醋”。“焚书坑儒”成功了也就罢了，可是很不幸秦王朝二世而亡。结果可想而知。相比之下，汉武帝的手段确实高明多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做的有紧有慢，有卑有尊，有选择，有主从，还留有余地使得那些饱读诗书之人个个服服帖帖，为其效死力。

其实事实并没我想的那么简单，而浮于表面。随着秦王朝-上大一统局面出现，思想上也必然要求诸子百家互相融合，进行建设。这一要求能不能实现取决于时代特点，社会条件。思想建设有待于-实践的发展而不能随心所欲，急于求成，并不是每个时代都具有理论建设的条件，就-实际来说，秦朝处于封建社会的确立时期，同时又处于由分裂刚进入统一的过渡时期。秦始皇夙兴夜寐、呕心沥血，统一了六国，当然他要让这来之不易的统一王朝固若金汤，二世三世传之无穷。不过这只是他的美好的愿望，对于任何实现它，却心中没底。秦始皇付出极大的努力，却只是建立起靠武力支撑，貌似强大的中央集权制的官僚结构系统（已经很不容易了）为了稳定-局势，使社会运转上，不惜一切地发展“法制”。然而法家思想并不是治国的完备的思想体系。但当时秦始皇经验中，他在兼并六国中功勋卓著，而在现实的-中好象仍可奏效（虽已埋下隐患，但当时的他是无法意识到的）。

在不完备的理论的指导下，他的统治是盲目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于是发现有不同意见就“焚书”，有人抵触就“坑之”。没能在根本上和整体上解决问题。然而，这并不是我们所能苛求的。毕竟他的“探索”没有祖宗遗志可遵循，也没有实践经验可供参考，也没有智士谋臣“辅其建德”的建议可采纳。他整个儿就是一个孤独的探索者，“摸着石头过河”不幸，他摔了一跤，落得个“暴君”的骂名。真的有点冤